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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人民公社是谁定的

顶云乡的历史沿革

据记载:元朝期间，顶云为寨。公元1371年（明洪武4年），设立了“顶云长官司”。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成立了顶云乡。当年，顶云人民建立了临时组和常年互助组25个；接着又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社9个；后来，进一步建立了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化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6个。1958年，顶云与鸡场乡合并为“星火人民公社”，后改为顶云公社。1992年实行撤区并乡，原顶云乡、新场乡、包包乡合并为顶云乡。 1976年，顶云乡石板井村陶家寨生产队有30多户180多人，与全国各地一样，陶家寨以生产队大集体的方式经营管理土地，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为56元，人均粮食100多公斤，许多家庭在过完春节后就已经断粮，常以野菜混合谷糠充饥，生活十分困难。看到这种现状，生产队长李国昌、副队长罗明才未能让全寨老小180多人吃上饱饭，内心惭愧，决定让群众重新推选有能力的人来当生产队长。

1976年新春的一个晚上，寨上罗国民由于被钢钎扎伤左脚，李国昌、罗明才、陶天云、陈宗富、陈高忠、罗定尧一同去家里看望。大家在一起摆起“龙门阵”，谈到了当时生产状况和艰难的生活，李国昌、罗明才很伤感地说道：“作为生产队的领头人，没有把生产搞好，害得大家吃不饱、穿不暖，这个队长我们实在是没脸面干下去了，今晚借看罗国民的机会，把我们的想法跟大家讲讲，也拜请几位向全寨老幼说清楚，另选他人干了。”“你们不干谁干?”大家争论着。无论怎样劝说，李国昌和罗明才还是坚持不干。大家沉默了，知道现在的生产管理方式，谁当队长也难搞。出工人喊人，做工人看人，收工人赶人，窝工现象严重，生产马虎，粮食产量根本上不去。李国昌、罗明才不干，不可能让陶家寨没有领头人。可能是李国昌、罗明才事先商量好的，李国昌开口说道：“我们当中陈高忠能担起这个重任，他胆大心细，头脑灵活，爽直口快，社员们都很听他的。”大家细一想，确是这么一回事，于是都表示赞同。陈高忠中等个头，正值中年，身体健壮，做事风风火火，到过贵阳修过铁路，有些见识，看到大家这样信任，回想全寨人的艰难生活，压力、责任涌上心头，当时勉强答应：“让我回去好好想想。”此时已经是深夜了，大家心事重重地起身告辞，罗国民在家人搀扶下送到门口，心酸地说：“让大家白坐了一晚上，连酒水都没喝上一口。”

从罗国民家回来后，心里一直在想：现在生产搞不上去的原因是生产队大集体窝工现象比较严重，管理上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天晚上了陈高忠硬是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因为他知道，如果担任了生产队长，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第二天晚上，李国昌、罗明才邀约陈宗富、罗国民、陶天云、罗定尧到陈高忠家。李国昌说：高忠，大家推选你，你就当这个队长吧！看到陈高忠下不了决心，大家都在极力劝说，情绪比较激动，陈高忠很感动，想了想说：“好，就试试，但有三个条件：一是把生产队的田地和劳动力分成三个组；二是15头耕牛和所有农具按三个组分下去；三是生产队以前的账我不管，重新建立新账”。陈高忠提出的“三个条件”，大家吃惊不小，这是变相的“包产到组”，与当时的“队为基础”的生产管理方式相违背，一旦上面知道是要挨批斗的，甚至还得坐牢。但吃不饱饭，以红籽、野菜、米糠充饥的日子让人承受不了。为了让全生产队180多人能吃饱饭，最后大家赞同了陈高忠的意见，决定搞“包产到组”。

以后的几个晚上，在生产队的公房里，陈高忠他们一直在讨论具体作法。最后确定：一是定组和各组组长；二是定土地产量；三是定人口定劳动力；四是定耕牛和分农具；五是定副业人员；六是各组送粮人员。又针对全寨老小定了五条规定：一是全寨大人、小孩，不论在什么时候，对外（包括外寨亲戚、朋友）不能说本寨“包产到组”的事；二是婚丧嫁娶不能大办酒席；三是不能把粮食借出去；四是不能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五是不管谁问，只能说粮食不够吃。谁走漏风声，天打雷霹，大家撵他搬出陶家寨。于是，“包产到组”就这样在陶家寨悄然进行。

到了秋天，粮食进仓后，陶家寨粮食产量比往年增加了两倍多，人均吃粮从原来的100多公斤增加到250多公斤，人均收入从原来的几十元增加到200多元。实践说明“包产到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让全生产队的人吃上饱饭。陈高忠的大胆尝试取得了成绩，让全生产队人信服。虽然收成不错，但陈高忠每天还是紧锁眉头，“包产到组”社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还不够高，能不能把土地再分细一些，分到每家每户，那样粮食肯定能大幅度上升，但风险更大，更需要周密的安排和部署，更要得到大家的大力支持。如何搞还得找“老伙计”们商量商量。

在陶家寨的后山上，有一块100来平方米的凹地，背靠大山，前面、左右都是茂密的树林，当地人取名叫“灯盏窝”，沿山而上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入，平常根本不会有人来这里。凹地较为隐蔽，另一头有一出口可以进入后山，陈高忠就选择了这里作为商量的地点。陈高忠借以看生产队后山地坎为由，通知李国昌、罗明才、陈忠富、陶天云、罗国民、罗定尧到“灯盏窝”商量土地分到户的事，七个人到齐后，为了安全起见，让年龄最小的罗定尧到“灯盏窝”入口处往下观察，如发现异常情况，以“咳嗽”为信号，一起往后山撤。在安排妥当之后，大家在凹地中央席地而座，陈高忠把土地分到户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并表示出现问题，责任由他个人承担。此事非同小可，若被上面发现，比包产到组更严重，稍不慎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肯定要被抓去坐班房。大家都是队委会成员，都发表自已的看法，经过一下午的讨论，最终还是决定搞“包产到户”。为了形成风险共担，大家必须签字画押。晚上，大家来到陈高忠家，在堂屋中灰暗的煤油灯下签下了“合约”，并按上手印，只可惜后来保管“合约”的会计担心娃娃拿出去“招大祸”，结果东躲西藏，加之上头政策大变后没在意，致使这宝贵的历史资料遗失。合约的大体内容是：为了让我们陶家寨老幼能吃饱饭，我们大家共同商量，将全生产队田地分到各家各户，若有哪个因此事被打板子坐牢，这家人的生产生活由大家共同负担。“灯盏窝”签约后，陶家寨生产队的“包产到户”正如他们“签约”所定下的“规矩”一样进行，为了不让外人看出，他们在田、地两边埋下石头桩子为地界，由绳子拉好直线划分庄稼，并在口袋上作记号，在粮食收进仓之后，晚上分别送回家。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在上一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

陶家寨农民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充分体现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精神，对推动农村改革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1978年春，顶云公社28个生产队已有近10个队悄悄搞起“包产到户”。八角岩生产队副队长伍正才认为要搞就要光明正大的搞，于是写了3封信，分别发给贵州省委书记、安顺地委书记和关岭县委书记，公开提出：八角岩生产队要搞“包产到组”。

1978年4月10日至13日，顶云公社集中全社28个队的队长、会计及每队选派的贫下中农代表64人参加农村经济政策骨干学习班。时任县委书记的李清泉在学习班上，同意“包产到组”试搞一年，并改名为“定产到组”。到了秋收季节，“定产到组”的16个生产队全部增产。

1978年秋，中共贵州省委正为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关岭县委向时任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同志汇报顶云公社“定产到组”的情况，马力表示：可以试验。并要求县委赶快整理材料送交省委办公厅，作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参考。

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头版头条旗帜鲜明地宣传顶云公社“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和“定产到组”行之有效的主题，观点明确、倾向分明。

2008年7月3日，安徽省凤阳县与关岭自治县在安徽凤阳县签定协议结成有好合作县。这标志着具有时代意义的“北凤阳、南顶云”牵手共谋发展。“顶云经验”和凤阳小岗“大包干”是我国农村改革最前沿的两面旗帜。

顶云乡党委、政府决定在全乡大力推进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乡里决定，从上级财政扶贫资金等渠道筹资100万元，对凡是在全乡规划连片范围内规模种植的农户(可以是外乡农户)，政府每亩补助500元的种子或物资，同时，由乡政府、乡蔬菜协会及所在地村委会协调解决好水、电、路的使用及培训种植技术等问题。 顶云乡的政策出台后，2007年，顶云乡仅晚秋番茄规模种植达到5000亩，花江、断桥、关索及铜仁地区思南县等地28名土地经营能手和顶云乡13名种植能手，出面承包经营。平寨村种植经营35亩晚秋番茄的承包大户，番茄最高亩产量5000多公斤，最低4000多公斤，均价在每公斤2元左右。每亩土地除了支付地租500元、工资1200元、农药及种子、肥料1800元后，承包方每亩地种植一季西红柿纯收入在4200元左右。

目前，顶云乡探索的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已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并且在关岭全县推广。到目前为止，关岭自治县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模式在全县蓬勃发展起来。2007年以来，花江镇、八德乡、关索镇、坡贡镇等13个乡镇600多名种植能手出面租地经营，形成规模种植的土地面积达到3万余亩，先后建成了断桥早菜基地、新铺西瓜基地、板贵花椒基地、坡贡生姜基地、永宁，顶云晚秋淡季蔬菜基地、花江蚕桑种植基地等120余个规模种植基地。3万余亩土地为当地群众增加纯收入4000多万元。

近年来，顶云乡紧紧围绕“优质米生产基地，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畜牧业发展大乡，辣椒、药材种植之乡”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以优势项目为突破口，高质量规模化地建设有地方特色的骨干产业项目基地，使产业板块经济格局明显凸现。

根据市场需求，依托特色资源作优势，狠抓基地建设。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壮大优质米生产基地，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畜牧业养殖、辣椒、药材等产业规模化；坚持区域化布局，着力建设优质、高产、高效的农产品基地。加大投入力度，力求建成一片，管好一片，见效一片。

加大科技推广运用力度，增强产业基地的科技含量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使产业基地真正成为推动全乡产业发展的辐射源。全乡实现了优质米3000亩，秋淡无公害蔬菜2000亩，中药材3000亩，辣椒1000亩的种植目标。同时，建成了坪寨、二坝、木厂、胜利、谷雨五个母猪专业养殖村；麻龙、角寨、上发、包包田等能繁母牛专业饲养村；新场养鸡专业村；二坝800亩茶叶种植基地。

顶云乡通过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有效地拉动了全乡经济发展增长速度。

生产队什么时候解散的

具体存在的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绝大多数地区按照生产队辖域直接过渡到村民小组。下列所述生产队的体制，指人民公社化以来大跃进以后农村地区生产队成熟的分配体制。

在国营农场中，它是劳动组织的基本单位。在农村，它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

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权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编制生产计划，制定增产措施，指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的条件下，有权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和出售多余的农副产品。

扩展资料：

生产队为生产大队管辖下的独立预算单位。每位农民其时的身份为“社员”；生产队负责人设有队长、副队长，必须配备有会计、出纳、记工员，另外还有妇女队长。

负责人中，队长和副队长每1～2年轮换，通常由社员推举或选举产生，其他负责人以推举为主，但比较固定，由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担任；队长、副队长、会计、记工员和出纳每年有适当的工分补贴。社员由生产队统一调度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

计分标准：

“普通劳动”指劳动强度不高，一般事务性的农业劳动。记分基准以每个“标准工作日”一个男壮年劳动力为最高，多定为10～12分，即有的生产队男壮年劳动力报酬定为10分，有的定为12分。以男壮年劳动力每标准工作日12分为例，列举如下：

成年男性

男壮年劳动力12分；

一般男性劳动力则定为9分～11分；

成年女性

女性壮年劳动力为7～9分；

一般女性劳动力（中年家庭妇女）为6～7分；

学生，指高中或以下，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高年级男性，健壮体力素质好，9～11分；其他6～9分；

高年级女性，健壮体力素质好，6～8分；其他为4～6分；

儿童，3分。

参考资料：

好了，关于“解散人民公社是谁定的”的话题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通过我的介绍对“解散人民公社是谁定的”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