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是占世界商品贸易大约90%的103个政府间签署的有约束力的契约。契约的目的在于为...更多关贸总协定的契约性质的这个问题，以及大家所关心的的内容，我们小编一一为大家详细解答，欢迎浏览。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关贸总协定)，是占世界商品贸易大约90%的103个政府间签署的有约束力的契约。契约的目的在于为商界创造一个有保障的和可预见的国际贸易环境，并使投资、就业创造和贸易繁荣的贸易自由化持续过程。这样使多边贸易体制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关贸总协定最重要的是它的契约性质。所以它的成员被称为缔约方(ContrutingParties)，缔约方之间的关系和关贸总协定作为整体都保持了缔约方的权利和利益及其伴随的义务之间的微妙平衡。

关贸总协定以三种方式运转：

(1)作为一套一致同意的管理政府贸易行为的多边规则。实质上是进行贸易的“交通规则”。

(2)作为贸易谈判场所，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强化和延伸规则本身而使贸易环境自由化和更具可预见性。

(3)作为政府借以解决与其他关贸总协定缔约方间的争端的国际“法院”。

自1986年开始至1994年，关贸总协定一直在进行着当今规模最大的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

(一)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发展

关贸总协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临时成立的，在致力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其他新的多边机构——现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继成立的情况下，建立的临时准则。

早期23个关贸总协定创造缔约国也是当年参与起草国际贸易组织草案宪章的50多个国家，国际贸易组织本应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宪章的本意不仅是制定世界贸易的纪律，而且还制定与就业、商品协定、限制性商业惯例、国际投资和服务有关的规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早日推进贸易自由化，着手纠正从20世纪30年代初遗留的大量保护主义措施，1946年23个创始缔约方进行关税谈判，第一个回合谈判达成了45000项关税减让。影响所及达1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世界贸易1/5。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中的一些贸易规则已先被接受，从而使减让得以保护。上述关税减让和规则合为一体便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并于1948年1月正式生效。

虽然，1948年3月在哈瓦那联合国贸易与就业的会议上，国际贸易组织宪章最终达成协议，但是，在有些国家国内立法机构却不予批准。当1950年美国政府宣布它不打算寻求国会批准哈瓦那宪章时，国际贸易组织实际上就夭折了。虽然，关贸总协定具有临时性，但关贸总协定一直是管理国际贸易的唯一多边文件。乌拉圭回合的最终成果之一可能会作出决定，使这一世界贸易机构正规化。

关贸总协定的契约性质拓展阅读

对40年改革开放的回顾与思考

【摘要】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六大关键支撑，也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一个从改革起点到道路选择、改革重心、改革目标、改革力量、实践主体，清晰而完整的逻辑链条。

【关键词】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上下已逐步进入庆祝纪念高潮。1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对通过展览进行改革开放历史教育作出重要指示。14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

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同时也是见证者、记录者。这极不平凡的40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经历和感悟。40年改革开放，走过的是千山万水，付出的是千辛万苦，给社会带来的是千变万化，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千真万确，回想起来是千头万绪，道不尽的是千言万语。本文通过几个关键词，对40年改革开放作一些回顾和思考。

【第一个关键词】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改革开放的40年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40年；解放思想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其实，这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意义就非同一般。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在这篇讲话中，针对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沉闷状况，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特别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同志还讲到，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

确实是这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公开发表开启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上在这之前的1978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同年3月，本报还发表《标准只有一个》，文章进一步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文章的发表为之后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讨论奠定了基础，也促使理论工作者对实践标准问题作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5月10日，由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胡福明撰写，后经多名理论工作者参与修改、有关领导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通稿，数日内文章迅速传遍神州大地。

于无声处听惊雷！一篇理论文章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这是因为文章直抵人心，真理标准直指“两个凡是”，许多人一下子豁然开朗，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这次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伟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一场思想大解放，给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带来了全方位的大解放大发展。包产到户推向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文艺领域佳作迭出，广大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完全可以说，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改革开放40年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40年，就是恢复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40年。回想起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既有春风浩荡，也有跌跌撞撞。这之后，九十年代初思想理论界依然争论不断，“极左”思潮一度有所抬头，一时间姓“社”姓“资”争论导致人们思想困惑，工作放不开手脚，甚至一些领域改革出现停滞。在这种形势下，新闻舆论界又一次走在了推动思想解放的前列。1991年春节后，《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一扫当时社会上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沉闷气氛，旗帜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从北京一路南下，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发表了廓清人们思想迷雾的南方谈话。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全程跟随邓小平同志在深圳5天的活动，并于当年3月26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此文的发表成为新闻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全国几乎所有党报都转发了这一长篇通讯。南方谈话带来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市场经济目标确立，股票开始在深圳发行，沿海、沿江、沿边开放的经济格局迅速形成。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从思想解放到理论创新，从观念转变到政策突破，成为每一项重大改革出台与推进的内在逻辑。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总开关。不解放思想，就没有40年前改革开放的启航；不解放思想，就打不破计划与市场的禁锢；不解放思想，也没有我们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大力提倡解放思想，他一再强调：“解放思想是首要的。”“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

解放思想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汇集起14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第二个关键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40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什么要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首先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改革开放初期，自行车曾被视为奢侈品，是年轻人结婚“三大件”之一。诸如“凤凰”、“永久”、“飞鸽”，曾是短缺经济年代人们普遍追求的响当当的知名品牌，而今已成为一个个记忆中的符号。自行车现在依然以共享单车的形式继续为人们日常出行提供方便，但各种样式、各种品牌、各种动力源的汽车作为私家车已经十分普遍地进入了我国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改革开放的相关举措一桩桩、一件件，最终都会落实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上，体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安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逐步提升上。改革开放40年是当代中国发生重大变革、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40年。到底是什么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这样巨大的变化呢？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活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然而，经历过十年“文革”浩劫的中国人，对于是不是要通过发展生产来改善生活，虽然心有期盼但仍然顾虑重重，因为“唯生产力论”曾经让多少人受到过冲击、遭到了批斗。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全党的工作重心造成的长期严重扭曲，党中央重新科学地确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针对“文革”余毒对干部群众思想上的严重禁锢，邓小平同志十分鲜明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他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适应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个“不适应”既包括落后也包括超前，“文革”中推行的“一大二公”就是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的改革是怎样打破这种“不适应”的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了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先河。几乎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步的1978年底及以后的1979年1月，安徽、四川、云南、广东等地，陆续推出“分地到组、以产计工”“以产定工、超额奖励”等多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或包干到组。这种以土地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突然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1979年，四川省粮食产量640亿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份1978年多出40亿斤。

这种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逐渐从农村推向城市。我们至今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记忆犹新。今天看来，这是一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口号，在当时却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影响。它的“发明者”是深圳的第一代拓荒者、时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袁庚。他1980年提出这句口号，直指时间观念淡漠、劳动效率低下的落后现实，在当时整个深圳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直到1984年，邓小平同志给予肯定，争议才得以平息。《东方风来满眼春》记述了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同深圳市负责人李灏等握别时的一个细节：邓小平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多么意味深长啊！正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各地逐步进行了所有制领域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摒弃单一公有制模式，创造性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打破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1980年，温州的章华妹领到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到1987年，全国城镇个体工商等各行业从业人员达569万人，一大批民营企业蓬勃兴起。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更是兴起新一轮创业兴业、发展民营经济热潮，很多知名大型民营企业都是这个时期起步的。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党积极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各类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使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强调“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和推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各类企业加大投入，科技研发大大推动了各领域各行业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回暖复苏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以及高铁、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国家层面看如此，每个人体会也很深。比如通信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城市寄信到农村需要一个多星期甚至半个月，后来有了程控电话，九十年代末期手机开始普及，现在视频连线十分方便。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40年，也是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4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在装备制造、尖端技术等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差距，我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新时代在更高层面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第三个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的一大发明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协同推进各领域改革，努力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方面体制机制。”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实践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40年。40年来，我国改革的核心问题，一直是计划与市场或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改革在农村取得突破后，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逐渐提上日程。解答这个问题的路径，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突破，经历了萌芽、探索、建立、完善几大重要发展阶段。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把改革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其中一个重大贡献就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实践过程中，商品经济也遇到过不少质疑、争议和阻力。“傻子瓜子”和年广久的故事曾闻名全国，当时号称“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久因敢闯市场三次入狱，先后三次被邓小平同志点名。正是坚定不移朝着市场方向发展，“傻子瓜子”逐步形成以芜湖为中心的经营布局，曾一度在国内外拥有3780家店铺。“傻子瓜子”的每一步发展，都为我国改革开放打下了重要印记，也成为我国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对于年广久等民营企业家而言，带来的不只是一个企业的发展活力，更是整个国家的市场活力。

在这一精神指引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明确提出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不稳定、不协调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通货膨胀加剧。为此，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

应当看到，党中央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是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客观要求的。到1992年3月，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宣告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但就在这一过程中，从思想理论领域到实际工作层面，各方面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在计划与市场方面的争论仍然持续不断。关键时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一锤定音。他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明确提出让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应当看到，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思想解放、必然要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必然要坚持党的领导。正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着力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亮丽的成绩单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党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路径是完全正确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改革开放永不止步。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离京考察的第一站就来到深圳。在更高层面上刚刚起步的深圳前海，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大家，要实行比特区还特的先行政策，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向全世界郑重宣示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代强音。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部署，进一步明确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必须朝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努力，着力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辅助性作用到基础性作用，再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这确实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对理论创新的巨大促进与推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作了阐述，他指出：“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同时用好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坚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象地说，就是让市场而不是让市长来决定微观经济运行。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要忽视更不是完全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求解决好过去长期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问题，对过去政府干预多、管得死或者管不到位的行为予以调整，限制宏观调控的范围，规范宏观调控的方式，改进宏观调控的效果。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在转变政府职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积极推动“放管服”改革三管齐下，简政放权做“减法”，加强监管做“加法”，优化服务做“乘法”，改革综合效应不断显现。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推进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中央机构共计减少6个，其中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副部级机构减少2个。国务院机构共计减少15个，其中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各增加1个专门委员会。31个省份的省级机构改革方案也已全部获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稿中指出：这次深化机构改革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变革，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既有当下“改”的举措，又有长久“立”的设计，是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彻底、比较可行的改革顶层设计。目前，机构改革和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各项举措正在密集推出，这些改革举措给整个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正面效应必将进一步得到显现。

【第四个关键词】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具有历史开拓性的步骤；体现了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融入全球的决心和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回首沧桑，历史上的中国曾一度领先于世界，而清末却因闭关自守而落后于世界，使曾经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如今，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大踏步赶上时代、走进新时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主动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党根据工作重点转移需要而制定的重大战略。为什么这么说？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处于被西方国家围堵、封锁之中，加之自身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经济长期与外界处于一种不正常的隔离状态，根本无法参与现代经济国际化的大循环。为改变这种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就开始酝酿对外开放之策，党中央曾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到欧洲、日本、东南亚和港澳地区进行考察。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同志于10月22日至29日访问日本，在参观日本现代化工厂之后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在乘坐新干线列车时说：“就是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同志对美国进行为期9天的“旋风访问”：近80场会谈、会见活动，约20场宴请或招待会，22次正式讲话，8次会见记者。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本身就有历史性世界性意义。中国的对外开放，就这样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正式启程。

吸引和利用外资、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确实是具有历史开拓性的步骤。权威史料是这样记载的：从1979年起，除了利用自由外汇和买方信贷进口成套设备的形式外，我国还开始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开展补偿贸易、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和其他资源开发、租赁业务、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国际信托投资业务，以及发行国外债券、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等。1979年，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并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1980年至1982年，中国先后同日本、法国、美国公司签订5个协议，开始海上石油合作勘探。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定，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2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成功发行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到1982年底，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达到126亿美元。1988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这些，都体现了中央扩大开放的魄力和决心。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反华浪潮，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面对复杂严峻的局面，党中央按照既定的对外战略方针，处变不惊、妥善应对，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继续向前推进。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2年后，乘着南方谈话的强劲春风，我国对外开放又迈出新步伐，到1997年我国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达到235个，二类口岸达到350个。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事业需要，我国政府于1986年7月作出申请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决定，并成立专门机构统筹对外谈判工作。经过长谈15年的艰难谈判，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对内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对外提倡共商共建共享，与世界各国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一方面，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规则重构，争取话语权，以扩大对外开放主动适应国际规则来倒逼促改革促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全方位的互联互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走出去”战略，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融入全球价值链。五年来，“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大幅提升了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我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0多万个就业岗位，我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一些国家极力推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当前形势下，中国仍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融入全球。

201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4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11月首届进博会和APEC巴新峰会，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重要主旨讲话，宣布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新举措，彰显了其对外开放的坚定性和天下为公的博大情怀。这些都表明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力度越来越大，我国正在与世界各国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五个关键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探索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

改革开放40年，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创新、不断开辟改革开放事业新局面的40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生动体现。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政治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这份大包干“生死契约”成为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改变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回忆当年搞大包干时说：“通过分田到户，我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从此过上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日子。”谈到今日小岗村，严金昌说：“现在，我家里的土地已经全部流转出去，每亩地每年有800块的租金，我们一家还搞起了农家乐，一年收入得有10多万元。”无论早年的包产到户，还是现在的土地流转，最初都是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探索创造出来的有效方法。

江苏华西村，走的是发展乡镇企业的路子。老书记吴仁宝带领村民大力发展村办企业，使华西村由一个曾经欠债累累的贫困村，率先发展成为人均存款超百万元的“天下第一村”。正当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吴仁宝提出了一个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多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其他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在吴仁宝倡导和安排下，一些村民们纷纷外出学手艺，回村后陆续办起了锻造厂、带钢厂、铝材厂、铜厂等数十家规模不同的乡镇企业。在此基础上，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规范化的上市公司。华西村共同致富的经验，同样是农民群众自己的创造。

浙江义乌，通过发展小商品创造了一个闻名全世界的发展奇迹。改革开放之初，既不沿海也不沿边的义乌，只是浙江中部一个几无工业基础、人多地少的贫穷农业县。早年的义乌人硬是顶着“投机倒把”的帽子沿街叫卖，后来又以商业资金积累进军加工制造，进入新世纪开始发展电子商务，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买全球、卖全球”。完全可以说，誉满全球的“小商品之都”就是义乌人“闯”出来的。

北京的中关村谱写了一部改革开放的协奏曲，就是在这个神奇的地方，通过设立科技园区，逐步发展成为外向型、开放型的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而今已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但人们不会忘记，最初的中关村电脑城，只是一批敢于闯市场的年轻人卖拼装电脑、游戏光盘，后来却吸引了一批电子产业逐步向中关村聚集，成长出以联想的柳传志、百度的李彦宏、中星微电子的邓中翰、科兴生物的尹卫东、创新工场的李开复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科技型企业家。伴随着整个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世界互联网经济的裂变式发展，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涌入中关村，从而成就了今天的“中国硅谷”。

无论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还是华西村的乡镇企业，无论义乌“小商品之都”的崛起，还是中关村从电脑城发展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探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实践充分证明，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探索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方法。改革的实践性、试验性要求我们在实践中探索试错，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而把改革不断推向深入。同时，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辅相成，特别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关键期后，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科学分析规律、形成顶层设计，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摸着石头过河是顶层设计的基础，不是没有方向的蛮干；顶层设计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总结升华；顶层设计后仍要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摸着石头过河，进而不断对已有的顶层设计进行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有机统一起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不仅有了时间表、路线图，而且还密切关注任务施工过程中的特殊情况、不确定因素等。无论是推进设立自贸试验区还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都采取了试点获得经验再在全国推广的方式。这种方式确保了改革探索的稳步推进。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依然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要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要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要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推动新时代改革取得更大突破。

【第六个关键词】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密不可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强调，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启动到推进，再到不断深化，每一项重大决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出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党的历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一个考察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独特视角。1978年，我们党坚持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序篇。十一届三中之后，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离不开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若干个三中全会，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变化进行科学决策，及时按下改革开放的快进键。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基础上，及时推动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深化经济改革进一步扫清道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村改革，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由此可见，我们党已经形成“领导改革开放实践——总结经验形成党的指导性文件——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良性循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搭建起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框架，规划出台“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方案，明确具有支撑作用的改革，有重点、有次序地推出改革开放举措，加速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的新判断，并谋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十九届三中全会又紧锣密鼓地推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如此统筹规划与密集部署，既体现了党中央对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也反映出党领导改革开放能力和水平的极大提高。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密不可分。每一次重大改革政策出台，党中央的重大决定都十分明确地强调，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党正式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基本目标，同时十分明确地强调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决不能丢；我们党明确要求市场对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确保人民主体地位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初心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价格改革，是为充分发挥好市场作用而必须进行的重大改革，但必然要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时，高度重视和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国有企业改革，涉及一大批职工群众下岗，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并帮助职工再就业和重新创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人民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比如，采取打攻坚战的做法，大力度推进农村精准扶贫和贫困户移民搬迁；为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推行棚户区改造，以及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共有产权住房建设。从1978年到2017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36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13400元；基本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分别覆盖13.5亿人和9亿多人；有7亿多人摆脱绝对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我们人民日报记者同事在基层采访中，经常听到群众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好”，也常常联系实际思考“中国为什么能”，答案就是我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原有的干部队伍越来越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为此，党的十二大把“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党章，之后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得到使用，8万多有知识、懂业务的中青年干部被选拔到县以上各级领导岗位。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领导层进行调整，64位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91名优秀中青年干部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力推动了干部新老交替。在继续推进干部队伍“四化”过程中，进一步加大了干部制度改革和领导干部教育培养的力度。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1995年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1998年至2000年在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十八大之后，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和好干部标准，全方位改进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教育培训、监督考核，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特别值得称道和欣慰的是，在推动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积极推动党的自身伟大革命。40年砥砺奋进，40年风雨兼程，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贯穿领导改革开放的全过程。邓小平同志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40年来，党的建设始终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改革开放的原点，也是我们党系统恢复和重建党内政治生活的起点；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根据十二大部署作出决定，在全党分期分批开展了一次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队伍为基本任务的全面整党；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根据改革开放新的实践需要，对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进行部署；党的十六大作出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决定；党的十七大作出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落实“八项规定”为新起点，持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从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纵观改革开放40年，党始终高度重视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40年，是不断解放思想的40年，是促进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40年，是围绕计划与市场持续探索最终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40年，是试行对外开放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40年，是既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又充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40年，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不断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40年。上述六个关键词，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六大关键支撑，也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一个从改革起点到道路选择、改革重心、改革目标、改革力量、实践主体，清晰而完整的逻辑链条。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不平凡历程，至少给我们留下这样几点深刻启示：第一，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新闻媒体应当大张旗鼓地宣传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理直气壮地宣传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经验，旗帜鲜明地宣传推动改革开放的伟大人民。第二，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总开关，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新时代的新闻报道必须高扬改革开放的旗帜，持续不断地促进思想大解放、改革再出发，推动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不断实现新突破。第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改革开放的根本标准，一切改革举措和我们的新闻报道必须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第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的根本要求，必须把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五，对外开放是深化改革的根本条件，必须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统一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第六，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改革中摸规律、从实践中获真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把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更好统一起来，在试点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第七，改革就是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任务的落实，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敢于担当的改革家、促进派和实干家。第八，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和根本，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定有力。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王一彪）

【参考文献】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8月20日。

④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8年11月1日。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⑥《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年4月10日。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⑧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

⑨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年11月17日。

⑩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新华网，2018年6月9日。

责编/贾立政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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