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我将为大家详细介绍新《律师法》主要修改了哪些内容??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个问题，我将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023最新刑事诉讼法

法律主观：

一、 犯罪嫌疑人 在侦查阶段的 诉讼 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辩护制度是 刑事诉讼 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 刑事诉讼法 重点完善了 辩护人 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 律师 提供法律帮助。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 委托律师 作为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同时增加一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代理 申诉 、控告；申请 变更强制措施 ；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 罪名 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作了不同的规定，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就解决了 刑诉法 与律师法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也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修订后的律师法扩大了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三、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　为了进一步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职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监督。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二）应当退还 取保候审保证金 不退还的；（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五） 贪污 、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四、补充完善了非法 证据 排除制度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木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补充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同时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了规定。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 证人 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新刑事诉讼 法规 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五、规范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予以具体的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 公诉人 、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规定强制出庭制度，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 家庭关系 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新刑事诉讼法还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 工资 、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在实践中，对证人、鉴定人的保护，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打击报复行为追究责任来实现，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的保护力度。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毒品犯罪 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增加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所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　上述规定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不仅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对于打击犯罪也具有重要意义。　六、扩大了法律援助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　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聋、哑、盲人的，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而新刑事诉讼法将这个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 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要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辩护。这项规定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这些修改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权利，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根据。　七、适当调整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为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区别案件的不同情况，适当调整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对可能判处三年 有期徒刑 以下 刑罚 的 公诉 案件和对 自诉案件 的简易程序。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将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 管辖 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 起诉书 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还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共同犯罪 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八、修改完善了 二审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 二审 应当 开庭审理 的案件范围，同时，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性规定。　对于第二审程序，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二审开庭的案件范围，增加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 一审 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人民 检察院抗诉 的案件；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同时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为避免反复发回重审，新刑事诉讼法完善发回重审制度，增加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实践中存在通过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由下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中加刑，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为此，新刑事诉讼法对发回重审不得加重刑罚作出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九、完善了刑罚执行程序　刑罚执行程序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规范。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 暂予监外执行 规定，强化人民检察院对 减刑 、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严格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制度。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严格规范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批准和及时收监的程序，为防止罪犯利用这一制度逃避刑罚，并增加规定：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 监外执行 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　《刑事诉讼法》以惩罚犯罪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目的，不仅涉及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和谐，更关系到公民基本人权如自由、荣誉、财产甚至生命等重大权益。随着中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这部“生命大法”将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成熟。 如果对相关情况的处理不清楚的，可以咨询律师来进行界定。

最高检日前公布了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新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检察工作的概念、条文的含义根据立法精神加以准确界定。对“刑讯逼供”予以界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刑讯逼供”予以了界定。指出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犯罪嫌疑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规则明确“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依法排除，不得作为报请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以及提起公诉的依据。”同时还规定，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界定“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指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相关教授认为，这一界定比较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符合打击犯罪的需要，也是这么多年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规则明确，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或者监视居住的，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或者送交公安机关执行时书面通知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提出是否许可的意见，在三日以内报检察长决定并答复辩护律师。规则要求，人民检察院办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通知看守所或者执行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和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可以不经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细化死刑复核监督程序最高检可讯问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针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予以了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规定。根据规定，最高检必要时可以审

律师法第八条怎么理解

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律师法》第八条规定：“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在法律服务人员紧缺领域从事专业工作满十五年，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并具有相应的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员，申请专职律师执业的，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准予执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为贯彻落实《律师法》确立的特许律师执业制度，规范专业人员申请专职律师执业的考核工作，司法部起草了《特许律师执业条例（送审稿）》报送国务院，国务院法制办在充分听取各地方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意见后，会同司法部研究修改形成了《特许律师执业考核条例（征求意见稿）》，现尚未正式颁布施行。

辩护制度的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七条 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

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刑事诉讼法》 第四十一条 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第38条对保密义务的范围有所扩大，除原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之外，增加了“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同时还规定例外情况为律师对“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不负有保密义务，言下之义，其他情况——如刑事诉讼中了解到的委托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已发生的犯罪事实——应负有保密义务。这些规定基本上具备了作证特免权的内容。

诚然，《律师法》的这些修改，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理论和实务成果在立法上的反映，是有所进步，但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进步，不能从根本上弥补中国辩护制度的结构性缺陷。当然这不是《律师法》的主要任务，但表明了立法层面对“刑辩难”问题的关注和试图解决的信号，让人们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充满期待。

在解决《律师法》和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问题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24号（政治法律类137号）提案的答复”中说：“依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在不与其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修改和补充。新修订的《律师法》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执行。”

求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释意，在线等，谢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　第111号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5月28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吴爱英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八日

编辑本段第一章 总则

编辑本段第一条

为了规范律师事务所的设立，加强对律师事务所的监督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设立并取得执业许可证。

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开展业务活动，加强内部管理和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活动，不得侵害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律师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对律师事务所进行监督、指导。　律师协会依照《律师法》、协会章程和行业规范，对律师事务所实行行业自律。

编辑本段第二章 律师事务所的设立条件

第五条

律师事务所可以由律师合伙设立、律师个人设立或者由国家出资设立。　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采用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设立。

第六条

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二）有符合《律师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律师；　（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一定的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且在申请设立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　（四）有符合本办法规定数额的资产。

第七条

设立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书面合伙协议；　（二）有三名以上合伙人作为设立人；　（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　（四）有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的资产。

第八条

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书面合伙协议；　（二）有二十名以上合伙人作为设立人；　（三）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　（四）有人民币一千万元以上的资产。

第九条

设立个人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设立人应当是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　（二）有人民币十万元以上的资产。

第十条

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除符合《律师法》规定的一般条件外，应当至少有二名符合《律师法》规定并能够专职执业的律师。　需要国家出资设立律师事务所的，由当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筹建，申请设立许可前须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核拨编制、提供经费保障。

第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律师业发展需要，适当调整本办法规定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和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设立资产数额，报司法部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

设立律师事务所，其申请的名称应当符合司法部有关律师事务所名称管理的规定，并应当在申请设立许可前按规定办理名称检索。

第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人选，应当在申请设立许可时一并报审核机关核准。　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应当从本所合伙人中经全体合伙人选举产生；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由本所律师推选，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同意。　个人律师事务所设立人是该所的负责人。

第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章程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和住所；　（二）律师事务所的宗旨；　（三）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四）设立资产的数额和来源；　（五）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职责以及产生、变更程序；　（六）律师事务所决策、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责；　（七）本所律师的权利与义务；　（八）律师事务所有关执业、收费、财务、分配等主要管理制度；　（九）律师事务所解散的事由、程序以及清算办法；　（十）律师事务所章程的解释、修改程序；　（十一）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其章程还应当载明合伙人的姓名、出资额及出资方式。　律师事务所章程的内容不得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　律师事务所章程自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设立律师事务所决定之日起生效。

第十五条

合伙协议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合伙人，包括姓名、居住地、身份证号、律师执业经历等；　（二）合伙人的出资额及出资方式；　（三）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四）合伙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职责以及产生、变更程序；　（五）合伙人会议的职责、议事规则等；　（六）合伙人收益分配及债务承担方式；　（七）合伙人入伙、退伙及除名的条件和程序；　（八）合伙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方法和程序，违反合伙协议承担的责任；　（九）合伙协议的解释、修改程序；　（十）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合伙协议的内容不得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　合伙协议由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并签名，自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设立律师事务所决定之日起生效。

编辑本段第三章 律师事务所设立许可程序

第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的设立许可，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受理设立申请并进行初审，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核，作出是否准予设立的决定。

第十七条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设立申请书；　（二）律师事务所的名称、章程；　（三）设立人的名单、简历、身份证明、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人选；　（四）住所证明；　（五）资产证明。　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还应当提交合伙协议。　设立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应当提交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核拨编制、提供经费保障的批件。　申请设立许可时，申请人应当如实填报《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登记表》。

第十八条

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设立律师事务所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的，予以受理；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三）申请事项明显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申请人拒绝补正、无法补正有关材料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受理申请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可以征求拟设立律师事务所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意见；对于需要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的，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证明材料，也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核实。　经审查，应当对设立律师事务所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材料是否真实齐全出具审查意见，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

第二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受理申请机关报送的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决定。　准予设立的，应当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不准予设立的，应当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用于办公场所悬挂，副本用于接受查验。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应当载明的内容、制作的规格、证号编制办法，由司法部规定。执业许可证由司法部统一制作。

第二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人应当在领取执业许可证后的六十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办理税务登记，完成律师事务所开业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将刻制的律师事务所公章、财务章印模和开立的银行账户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作出准予设立律师事务所决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撤销原准予设立的决定，收回并注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一）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准予设立决定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设立决定的。

编辑本段第四章 律师事务所的变更和终止

第二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的，应当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后报原审核机关批准。具体办法按律师事务所设立许可程序办理。　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合伙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报原审核机关备案。

第二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跨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变更住所，需要相应变更负责对其实施日常监督管理的司法行政机关的，应当在办理备案手续后，由其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将有关变更情况通知律师事务所迁入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　律师事务所拟将住所迁移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应当按注销原律师事务所、设立新的律师事务所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合伙人，包括吸收新合伙人、合伙人退伙、合伙人因法定事由或者经合伙人会议决议被除名。　新合伙人应当从专职执业的律师中产生，并具有三年以上执业经历，但司法部另有规定的除外。受到六个月以上停止执业处罚的律师，处罚期满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合伙人。　合伙人退伙、被除名的，律师事务所应当依照法律、本所章程和合伙协议处理相关财产权益、债务承担等事务。　因合伙人变更需要修改合伙协议的，修改后的合伙协议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报批。

第二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的，应当在自行依法处理好业务衔接、人员安排、资产处置、债务承担等事务并对章程、合伙协议作出相应修改后，方可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变更。

第二十八条

律师事务所因分立、合并，需要对原律师事务所进行变更或者注销原律师事务所、设立新的律师事务所的，应当在自行依法处理好相关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衔接、人员安排、资产处置、债务承担等事务后，提交分立协议或者合并协议等申请材料，按照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成立三年以上并具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分所。设立分所，须经拟设立分所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律师事务所分所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律师事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不能保持法定设立条件，经限期整改仍不符合条件的；　（二）执业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　（三）自行决定解散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律师事务所在取得设立许可后，六个月内未开业或者无正当理由停止业务活动满一年的，视为自行停办，应当终止。　律师事务所在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前，不得自行决定解散。

第三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在终止事由发生后，应当向社会公告，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依法处置资产分割、债务清偿等事务。因被吊销执业许可证终止的，由作出该处罚决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因其他情形终止、律师事务所拒不公告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　律师事务所自终止事由发生后，不得受理新的业务。　律师事务所应当在清算结束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注销申请书、清算报告、本所执业许可证以及其他有关材料，由其出具审查意见后连同全部注销申请材料报原审核机关审核，办理注销手续。　律师事务所被注销的，其业务档案、财务帐簿、本所印章的移管、处置，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编辑本段第五章 律师事务所执业和管理规则

第三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行业规范，建立健全执业管理和其他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本所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　律师应当接受律师事务所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　律师事务所受理业务，应当进行利益冲突审查，不得违反规定受理与本所承办业务及其委托人有利益冲突的业务。

第三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应当指导本所律师依法执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建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集体研究和请示报告制度，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

第三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收费，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及时查处有关违规收费的举报和投诉。　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和实行合理的分配制度及激励机制。　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纳税。　律师事务所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

第三十六条

合伙律师事务所和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规定为聘用的律师和辅助人员办理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　个人律师事务所聘用律师和辅助人员的，应当按前款规定为其办理社会保险。

第三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规定，建立执业风险、事业发展、社会保障等基金。　律师参加执业责任保险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三十八条

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　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律师事务所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律师事务所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律师事务所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设立人对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第三十九条

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负责对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活动和内部事务进行管理，对外代表律师事务所，依法承担对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的管理责任。　合伙人会议或者律师会议为合伙律师事务所或者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的决策机构；个人律师事务所的重大决策应当充分听取聘用律师的意见。　律师事务所根据本所章程可以设立相关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协助本所负责人开展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十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加强对本所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组织开展业务学习和经验交流活动，为律师参加业务培训和继续教育提供条件。

第四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投诉查处制度，及时查处、纠正本所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调处在执业中与委托人之间的纠纷；认为需要对被投诉律师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律师协会报告。　对于年度考核不合格或者严重违反本所章程及管理制度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可以与其解除聘用关系或者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将其除名，有关处理结果报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备案。　已担任合伙人的律师受到六个月以上停止执业处罚的，自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至处罚期满后三年内，不得担任合伙人。

第四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制度，按照规定对本所律师的执业表现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考核，评定等次，实施奖惩，建立律师执业档案。

第四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于每年的一季度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向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上一年度本所执业情况报告和律师执业考核结果，直辖市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情况报告和律师执业考核结果直接向所在地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年度检查考核。具体年度检查考核办法，由司法部规定。

第四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对所承办业务的案卷和有关资料及时立卷归档，妥善保管。

第四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妥善保管、依法使用本所执业许可证，不得变造、出借、出租。如有遗失或者损毁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向原审核机关申请补发或者换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遗失的，应当在当地报刊上刊登遗失声明。　律师事务所被撤销许可、受到吊销执业许可证处罚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缴其执业许可证。　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的，应当自处罚决定生效后至处罚期限届满前，将执业许可证缴存其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

编辑本段第六章 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六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活动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二）监督律师事务所执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　（三）监督律师事务所保持法定设立条件以及变更报批或者备案的执行情况；　（四）监督律师事务所进行清算、申请注销的情况；　（五）监督律师事务所开展律师执业年度考核和上报年度执业总结的情况；　（六）受理对律师事务所的举报和投诉；　（七）监督律师事务所履行行政处罚和实行整改的情况；　（八）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对发现、查实的律师事务所在执业和内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对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者有关律师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改正，并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对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认为需要给予行业惩戒的，移送律师协会处理。

第四十七条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掌握本行政区域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和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的情况，制定加强律师工作的措施和办法；　（二）指导、监督下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对律师事务所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指导对律师事务所重大投诉案件的查处工作；　（三）对律师事务所进行表彰；　（四）依法定职权对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对依法应当给予吊销执业许可证处罚的，向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议；　（五）组织开展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工作；　（六）受理、审查律师事务所设立、变更、设立分所、注销申请事项；　（七）建立律师事务所执业档案，负责有关律师事务所的许可、变更、终止及执业档案信息的公开工作；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负有前款规定的有关职责。

第四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制定本行政区域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规划和有关政策，制定律师事务所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二）掌握本行政区域律师事务所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业务开展情况；　（三）监督、指导下级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对律师事务所的专项监督检查和年度检查考核工作；　（四）组织对律师事务所的表彰活动；　（五）依法对律师事务所的严重违法行为实施吊销执业许可证的处罚，监督下一级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工作，办理有关行政复议和申诉案件；　（六）办理律师事务所设立核准、变更核准或者备案、设立分所核准及执业许可证注销事项；　（七）负责本行政区域律师事务所有关重大信息的公开工作；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十九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律师事务所实施监督管理，不得妨碍律师事务所依法执业，不得侵害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不得索取或者收受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五十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实施许可和管理活动的层级监督，按照规定建立有关工作的统计、请示、报告、督办等制度。　负责律师事务所许可实施、年度检查考核或者奖励、处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有关许可决定、考核结果或者奖惩情况通报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并报送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

第五十一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律师协会的指导、监督，支持律师协会依照《律师法》和协会章程、行业规范对律师事务所实行行业自律，建立健全行政管理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协调、协作机制。

第五十二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定期将本行政区域律师事务所的组织、队伍、业务情况的统计资料、年度管理工作总结报送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

第五十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律师事务所设立许可和实施监督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编辑本段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司法部备案。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司法部制定的有关律师事务所管理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新刑诉对律师权限做了哪些修改

明确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提出回避的权利，弥补了实践中的尴尬。

依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以及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的回避申请，只能由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新刑诉增加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要求回避以及回避复议”权利，使辩护人要求司法人员回避的请求权得以明确。

将律师在侦查期间的地位确定为辩护人，并相应增加了辩护权利。

将参与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明确为辩护人，不仅是名称的改变，重要的是，新刑诉增加了律师在侦查期间两项体现辩护人地位的权利：

1、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而现行刑诉法中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不能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只能了解涉嫌的罪名。这一规定显然是扩大了律师在侦查期间的案件知情权，但是，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辩护人与侦查人员之间就知情内容的争议，这种争议在极端案件中有可能形成侦辩双方的剧烈冲突，而这种冲突由于没有中立第三方的裁决，有可能成为“敏感事件”。

2、根据了解的情况提出意见。新刑诉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一项明显的进步，毕竟为律师在侦查期间的实体辩护增加了空间。但是，由于辩护人在侦查期间不能阅卷，侦辩双方对案件信息的掌握不对称，提出的意见的说服力相对较弱。

会见权的变化，最终进一步限制了律师的会见权。

新刑诉全面吸收了律师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但是又与律师法有明显的区别。

1、会见时间。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时间，由现行刑诉法的“第一次讯问后”提前至“第一次讯问之日起”，并且新刑诉还删除了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涉及国家秘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须经侦查机关批准的限制。完全吸收了律师法的规定。

2、会见手续。新刑诉吸收了律师法第三十三条，“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三证）即可会见的规定。

3、会见程序。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的规定，取消了现行刑诉法侦查阶段的会见侦查机关根据情况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对一般案件，律师会见直接向看守所提出，看守所必须最迟在四十八小时内予以安排，这一规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实践中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必须经办案机关安排的问题，但是看守所“四十八小时”的宽限，在实践中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而且“四十八小时”一旦成为常态，会直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整体会见效果。

4、会见范围。与律师法不同的是，新刑诉虽然取消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侦查阶段的会见应经侦查机关批准的限制，但是增加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人员的，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的限制。因此，实际上，与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相比较，律师侦查期间会见在押人须经侦查机关批准的范围扩大了。即律师会见权比现行法律规定明显减小。

辩护律师阅卷问题有望彻底解决，但卷宗移送主义的复辟可能会损害庭审改革成果。

1、与律师法衔接，确定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取消了现行刑诉法律师阅卷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的规定。

2、吸收司法解释中已经确立的律师申请调取未提交的有利证据的权利。即“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最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3、卷宗移送。新刑诉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将案件卷宗材料一并移送到人民法院，这一规定能够将律师的阅卷问题彻底解决。但同时也可能会有些负面的影响。卷宗移送主义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纠问式审判方式下的必要条件，法官全面阅卷之后对案件已经有未审先判的概念，必将导致庭审活动的过场化，使十几年来各界努力的控辩对抗式的庭审改革土崩瓦解。

调查权的变化：明确侦查期间律师调查举证的权利，同时也为律师增加了提交义务。

新刑诉增加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自行收集无罪证据的权利，即可以收集犯罪嫌疑人不再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能力、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等三类证据，但是，收集到的上述证据辩护人必须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这一规定一方面弥补了现行法律对律师在侦查期间是否可以收集证据以及收集证据的具体范围的空白，但是，证据提交义务，有可能会给律师带来新的风险：一方面，律师不履行提交义务是否会成为被追诉的新借口？另一方面：律师如何防止有利证据告知侦查机关后的灭失风险？

聊胜于无的救济程序

1、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

新刑诉增加了律师诉讼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程序，即，律师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遗憾的是这一救济程序规定得比较粗糙，只是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申诉或控告应当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但没有规定具体的审查程序、期限以及“纠正通知”的效力、对处理结果不服的申诉复议程序等。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被侵害的救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比如：人身强制措施不当、财产强制措施不当、贪腐违法犯罪行为等情况，辩护人可以向具有不当行为的机关申诉或者控告，控告行为不能及时处理时，辩护人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同样，这一救济程序也是缺乏操作性，实践中可能无法落实，尤其是向侵权机关投诉侵权行为，这样的救济只能寄希望于司法机关的大公无私了。

律师涉嫌306条的特别追诉程序，有望一定程度减少律师的风险

律师在参与刑事诉讼过程中涉嫌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特别程序。

1、侦查回避。案件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2、特别告知程序。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这一规定是吸收了律师法已有的规定。

新刑诉没有采纳律师界所提出的另外两项建议：1、追诉程序应当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涉案证据是伪证之后启动；2、追诉程序启动前应先由律师所在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职业操守调查。尽管如此，这一变化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律师被恶意追诉的危险。

增加了律师在强制措施程序中的参与空间

1、新刑诉子吸收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中设立的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制度，赋予辩护律师在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建议权。即，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过程中，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律师的意见。但是，由于新刑诉中没有规定案件进入批捕程序的检察机关的告知义务，可能在实践中会削弱该权利的操作性。

2、新刑诉增设了人民检察院对逮捕后的羁押继续审查的职权，相应地，自然会在实践中形成辩护律师建议检察院对羁押必要性进行继续审查的建议权。

3、细化了辩护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处理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到申请后应于三日内决定，不同意的要说明理由。

律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如法，改变不了难以参与的现实。

新刑诉吸收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死刑复核期间的辩护人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书面意见，并且可以主动要求当面发表意见。同样，因为没有最高法院的程序告知义务在前，仍然不能解决辩护人无法与最高法院承办法官取得联系的困难，这一程序仍然难以落实。

规定庭前会议制度，可以有效减少庭审中的矛盾和冲突

新刑诉增设了庭前会议制度：由审判人员庭前召集控、辩、被害人等各诉讼参与方，就回避、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等庭审程序听取意见，为开庭做准备。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举措，可以了解各方对庭审中程序问题的要求，大量减小庭审中各方因程序问题产生的不必要的对抗和冲突，提高庭审效率。

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的出庭，挑战辩护律师的法庭询问技能

新刑诉明确了证人应当出庭的条件，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证人保护制度、证人出庭补偿制度，以及鉴定人、专家证人不出庭都后果等。这些制度虽然不能实现直接言辞证据的效果，但是，必然会大幅度提高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出庭的几率。这些言辞证据的效果优劣取决于法庭询问技术的高低。而过去的刑事辩护实践中，由于证人、鉴定人几乎不出庭，刑辩律师普遍缺乏法庭询问技术的锻炼和培养，这对未来新的辩护实践，显然是一个挑战。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是否废止

没有废止，只是进行了修改，在此基础上印发《律师执业行为规范》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印发《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总政司法局：

为了贯彻落实《律师法》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要求，全国律协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新《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并经全国律协七届二次理事会审议通过，现予以正式颁布。现将新《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印发你会，请遵照执行。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经2004年3月20日五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9次常务理事会审

议通过试行；2009年12月27日七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2次理事会修订。该《行文规范》分总则、律师执业基本行为规范、律师业务推广行为规范、律师与

委托人或当事人的关系规范、律师参与诉讼或仲裁规范、律师与其他律师的关系规范、律师与所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关系规范、律师与律师协会关系规范、附则9章

108条。该《行文规范》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解释。

刑事诉讼的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刑事辩护的修改完善与发展一直备受关注。2012年刑诉修正案不仅提前了辩护权的适用时间，扩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体范围，还对辩护制度中的会见权、阅卷权等权力性内容、告知义务等义务性内容、申诉控告等救济性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这不仅是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进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更是保障人权、彰显正义、发展民主的题中之意。但是，在进步的同时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无论是从制度设计的完善程度还是从实践的影响来看，这部新刑诉法框架下的辩护制度仍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发源于西方国家的刑事辩护制度，现已盛行于世界各国，其孕育和形成意味着一国对刑事司法的精神和意义的思考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刑事辩护制度不仅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而且是司法公正及法律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其职能实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一国刑事法治的发展水平。伴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进步，刑事辩护早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职能。但由于诸多现实和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一直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其不完善性，导致了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难免不遇到新问题、新困难。不过，我国一直走在不断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道路上，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新《刑事诉讼法》，并已于 2013年1 月1 日正式实施。此次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相关规定与新《律师法》进行有效的对接，基本上解决了法律适用冲突的问题。但是，立法的完善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也需要在实务层面进行进一步探析。以下，我们主要从新刑诉修改的关于律师辩护制度的内容来研究讨论。

一、新刑诉中对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

（一）辩护律师的介入权时间提前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此条规定将辩护制度排除在侦查程序之外。侦查阶段中，犯罪嫌疑人既无沉默权，也无律师帮助，在面对侦查机关不断讯问的极大压力以及极有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对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阶段却剥夺了这一权利，错失人权保障的最佳时机。而新刑诉中将此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修改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参与诉讼，能从客观上对侦查活动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制约，能促使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证据，防止主观片面，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非法关押、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发生，促使案件达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想状态。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强化

刑诉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设立的，是现代法治国家实现司法公正和保护基本人权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此次刑诉修正案切合这一理念，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其一，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由审判提前至侦查、起诉阶段，这一修改使得辩护制度的时间整体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适用对象得以扩大。修正案第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以上两条规定扩充了刑事辩护制度的惠及对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国家的司法资源，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内涵，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推动了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

此外，此次刑诉修正案还明确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样，皆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和责任。这条明确了公安机关的通知义务，为保障更多人的辩护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三）辩护制度的内容得到完善

1、自主会见权

实务办案中，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须预先提出申请，报侦查机关审批，而侦查机关对于会见则会持消极态度，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将“安排”实际上变为“批准”，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也无法正常的交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会见时间和会见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时间上，修正案规定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在方式上，此次刑诉修正案吸收了律师法中关于律师凭借三证即可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以及会见时不被监听的规定，并且取消了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师会见需要批准的规定，而是将“涉及国家秘密案件”明确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案件、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三类，避免了以往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案件”含义不明而出现的侵犯会见权的情况。

新刑诉中对律师的自主会见权的确定保证了律师以及犯罪嫌疑人双方会见的及时、畅通，使得犯罪嫌疑人能够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进而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无障碍会见也是刑事辩护国际标准的要求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普遍做法。

2、阅卷权

阅卷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权利，只有辩护律师充分的行使阅卷权，才能对案情进行全面了解，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辩护。1996年的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仅限于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这些都是公诉机关提供的，而不是案件最原始的材料，这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辩护人对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能够查阅、摘抄、复制的范围增大到本案所有的案卷材料。阅卷范围的扩大能保障辩护律师更详细的分析、解读案情，并能够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有效维护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3、调查取证权

虽然新刑诉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变化，但是体系地审视新刑诉法，不难推导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亦提前到了侦查阶段 。根据修改后第33条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而是“辩护人”，那么作为辩护人，当然有权享有调查取证权。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 40 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一条进一步说明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就享有调查取证权。

二、新刑诉中关于辩护制度出现的问题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对于加强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性、科学性，提高辩护质量，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将起着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刑诉法对辩护权的某些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关于辩护制度的法律用语具体含义不明确

新刑事诉讼法中虽然对某些条款作了修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含义不明确所导致的实施困难的情况，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以下从几个地方来说明：

第一，阅卷权。新《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但是没有细化“案卷材料”的内涵和外延，这里所指的材料是否包括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不仅包括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而且包括证明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在侦查机关侦查措施与手段日益完备的形势下，几乎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绝大多数证据都被侦查机关搜集并固定起来。即使是那些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也往往被侦查机关搜集和掌握。假如侦查机关将这些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不编入证据卷宗之中，又假如检察机关在移送起诉时将这些证据抽出而不移交至法院，那么辩护律师就根本无法查阅到这些证据，而这将对辩护律师的有效辩护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明确案卷材料的具体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重要的，这极大的关系到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保障。

第二，会见时不被监听权。为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对于“不被监听”的解读，意见不尽一致。有论者认为“不被监听”仅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对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谈话进行监听。而有的学者认为“不被监听”既包括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得在场 。首先，新刑诉法删除了原刑诉法第九十六条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换言之，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的权力。其次，将“不被监听”仅限于不得通过技术手段监听谈话的解读不符合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规定“不被监听”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单独性和秘密性，有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有利于排除外来因素对他们会见的干扰。如果对会见不允许监听却可以派员在场，那么“不被监听”又有何意义？

为了保证此项规定得到切实执行，相关司法解释除了要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外，还要明确规定违反“不被监听”规定的消极性后果，即以监听方式获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予以排除。

（二）刑事辩护制度实施性、惩罚性、救济性条款过少

我国很多法律条文都属于制定出大体方向，却没有规定具体实施性内容，这就使得大部分法律很难完全依靠立法机关的力量加以实施，而不得不依赖于大量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的内部文件规定进行具体的实施，而在实施过程，有些立法规定甚至出现被修改、被架空的境况 。

这次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有同样的问题。在法条中关于辩护制度问题集中在解决刑事法律援助、会见权、阅卷权及申请调查权等关键性问题，但是对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相关权利却均以“权利宣告”的方式被赋予，而没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性条款加以保障，使得在法条中所宣称的比较抽象、概括的制度无法通过可操作的规则加以实现。同样，关于惩罚性条款和救济性条款，新《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也严重缺失。假如不建立任何惩罚性条款，那么授权性规范就将因为没有对侵权行为的制裁性后果而变得难以实施，赋予的相关权利也难以实现；如果缺乏对于侵犯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实施救济的途径，将会使权利无法得到真正的贯彻与落实。因此，为了新刑诉法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施和适用，应注意将法律条文内容具体化，并且注意保障措施的施行。

三、完善辩护制度的建议

首先，将部分法律条文用语的含义明确化。

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许多关于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但是，因为某些法律用语的含义有混淆性，界限不明确，导致实务上对法律条文得不到良好的实施，权力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因此，在以后的立法修改或者法律解释中，应将法律条文的含义具体化，明确化，以期达到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在实践中发挥更好的实施效果。

其次，制定和完善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实施性、惩罚性和救济性条款。

“任何带有一定超前性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自动地得到实现，而必须有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条款加以保障，使得这些抽象、概括的制度能通过可操作性的规则加以实现。 ”以阅卷权为例，新《刑事诉讼法》可以制定明确的实施性条款，如律师查阅、摘抄、复制的案卷材料的范围和具体方式；又如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批准律师阅卷申请的时间； 检察机关如果不批准律师阅卷，律师向法院申请阅卷的时间等。相对于实施性条款而言，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惩罚、救济性条款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立法赋予辩护律师的相关权利，并使之在实务中得以贯彻与落实。如对看守所、侦查机关无正当理由拒绝批准律师会见的行为，对于检察机关拒绝律师阅卷的行为等，在新《刑事诉讼法》应确立某种形式的追究责任的条款。而对于上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辩护律师的程序辩护权利时，可以通过建立程序性制裁制度使得受到程序性违法之直接影响的证据、公诉、裁判以及其他的诉讼行为失去法律效果，以此使辩护权利受到侵犯的律师获得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 。

总之，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可以说是刑事辩护制度不断加强与完善的历史。从历史上看，从奴隶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到封建制社会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再到近现代社会的控辩式诉讼模式，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历程 。发展至今，新《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充分彰显了人权保障、程序正义以及控辩平衡等现代司法理念，与新《律师法》有效地衔接，使得辩护律师在阅卷、会见等方面的诉讼权利实现了对接，同时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受益对象和范围，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机会获得法律援助，这些规定无疑富有影响深远并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葛莎莎.刑事辩护制度的新发展[J].学理论，2013（5）.

[2] 陈光中.新刑诉法中辩护制度规定之实施问题[N].人民法院报，2012-7-18.

[3] 潘申明、刘宏武.论刑事辩护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点[J].法学杂志，2013（3）.

[4] 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

[5] 潘申明、刘宏武.论刑事辩护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点[J].法学杂志，2013（3）.

[6] 谢佑平.生成与发展：刑事辩护制度的进化历程论纲[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2．

好了，今天关于“新《律师法》主要修改了哪些内容??”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解对“新《律师法》主要修改了哪些内容??”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