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刑诉法沉默权指的是什么的今日更新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今天，我将为大家详细介绍它的今日更新，让我们一起了解它的最新技术。

沉默权的起源是什么？

“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作为你的呈堂证供。你有权在受审时请一位律师。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权利？”这句话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称“米兰达告诫”，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

警察在逮捕嫌疑犯之前，对他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明示。

作为美国明示沉默权发端的米兰达一案，就颇为滑稽。该案的大致情况是：

1963年3月3日，一位18岁的姑娘被人绑架并遭到强暴，案发后她立即报案，并指认出犯罪嫌疑人为米兰达。警察当即传讯米兰达，他承认了被指控的罪行并写了供述书。法院依其供词认定他犯劫持罪，判监禁30年；犯强奸罪，判监禁20年。

米兰达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理由是他的供词是在压力下编造的，警察并没有告知他的供述将会成为对他不利判决的依据，并剥夺了他被审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

最高法院采纳了他的上诉理由，并同时指出，大凡审讯，警察必须事先告诉被捕者，一是他有权保持沉默，二是他如果选择了回答，则所做的回答可用作呈堂证供。否则，所得证词无效。

这一判决成了“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在法庭上用作对你不利的证词。”这条著名的米兰达明示的诞生标志。而米兰达明示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拥有沉默权的肯定。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miranda rights——米兰达权利，也就是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法律制度。

参考资料：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话将成为呈堂证供,是什么意思?

分析如下：

1、字面上的意思是：你是有权利保持沉默的，但是你如果说话了，你说的话就会被作为证据提交。

2、这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中的用语。

3、英文原文：Miranda Warnings(米兰达警告)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refuse to answer questions.

1）Anything you do say may be used against you in a court of law.

2）You have the right to consult an attorney before speaking to the police and to have an attorney present during questioning now or in the future.

3）If you cannot afford an attorney, one will be appointed for you before any questioning if you wish.

4）If you decide to answer questions now without an attorney present you will still have the right to stop answering at any time until you talk to an attorney.

5）Knowing and understanding your rights as I have explained them to you, are you willing to answer my questions without an attorney present?

4、中文翻译：

“宪法要求我告知你以下权利：

1、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对任何一个警察所说的一切都将可能被作为法庭对你不利的证据。

2、你有权利在接受警察询问之前委托律师，他（她）可以陪伴你受讯问的全过程。

3、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只要你愿意，在所有询问之前将免费为你提供一名律师。

4、如果你不愿意回答问题，你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终止谈话。

5、如果你希望跟你的律师谈话，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停止回答问题，并且你可以让律师一直伴随你询问的全过程。”

扩展资料：

一、美国刑事诉讼中的miranda rights——米兰达权利，也就是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法律制度。“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作为你的呈堂证供。你有权在受审时请一位律师。如果你付不起律师费的话，我们可以给你请一位。你是否完全了解你的上述权利？”这句话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称“米兰达告诫”，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二、现代审讯用的是“攻心”战术，审讯在室内进行，同外界隔绝，现场除了被告以外全是警察。警察所问的并不是被追诉者做了没做，而是为什么要做。此外，警察还用各种方法松懈被讯问者的警觉，如常常假装同情或者把犯罪的责任推到受害人或社会身上，让被讯问人觉得案件并非那么严重；或者软硬兼施，一会儿口气粗鲁，一会儿温文尔雅。所有这一切，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都给被讯问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这样供认的可信度是很低的，不应作为合法证据使用。因此，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规定：在审讯之前，警察必须明确告诉被讯问者：

（1）有权保持沉默；

（2）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3）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

（4）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这就是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所产生的著名的“米兰达警告”。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米兰达警告

沉默权在中国是否适用

法律分析：不能，我们公民没有沉默权，从国情来分析，我们没有实施沉默权制度的传统，并且实施沉默权制度对警察要求太高了，犯罪分子很容易借此脱罪。

法律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十四条

一、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由于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或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对刑事案件或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刑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儿童监护权的婚姻争端。

二、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

三、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

（甲）迅速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地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

（乙）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

（丙）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

（丁）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所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

（戊）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

（己）如他不懂或不会说法庭上所用的语言，能免费获得译员的援助；

（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四、对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应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的需要。

五、凡被判定有罪者，应有权由一个较高级法庭对其定罪及刑罚依法进行复审。

六、在一人按照最后决定已被判定犯刑事罪而其后根据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确实表明发生误审，他的定罪被推翻或被赦免的情况下，因这种定罪而受刑罚的人应依法得到赔偿，除非经证明当时不知道的事实的未被及时揭露完全是或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缘故。

七、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

中国有权保持沉默吗

保持沉默是一种权利。如果是针对国家的话，国家当然有权，而且比这项权利大的多。

但这个提问不正确，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项权利不是针对国家的，根据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各主权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相互之间不存在管辖与裁决的问题。

国家基本权利久经国际法确认，主要包括独立权、平等权、管辖权和自卫权。权利和义务互相联系，国家享有基本权利，同时负有不侵犯别国基本权利的义务。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都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

对于沉默权，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沉默权也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大体来说，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上，沉默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即任何人有权决定他愿意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因此，面对其他人或机构的提问，均有权拒绝回答，更有权拒绝回答可能使他自陷于罪的问题。狭义上，沉默权则是专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来自警察和法庭的讯问，有拒绝回答和保持沉默的权利。根据这种狭义的理解，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有的一项诉讼权利。一般来说，不论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理解沉默权，各国法律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刑事诉讼如何体现对被追诉人的救济

刑事司法实践中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民主和文明进程，更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与世界接轨的的表现。但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却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在明确人权含义及保障被追诉人人权必要性这一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在保障被追诉人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诉讼法修改有些许裨益。

论文关键词：　人权保障　刑事诉讼　被追诉人

一、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意义和必要性

反思震惊全国的赵作海、杜培武、佘祥林等等案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没能保护好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笔者认为保障被追诉人人权的必要性和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事诉讼的规律要求在刑事诉讼中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

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惩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权。因为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处于被追诉的特殊地位，从进人诉讼程序的那一刻起，就必然的成为追诉方主体及其他相关诉讼主体认知和处分的对象，成为诉讼程序对象化客体。而作为享有一定司法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然要对其司法权力加以规范、限制和制约，防止司法权力不当运用而给社会秩序造成新的破坏。因此必须要加强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确保无罪人不受刑事追究或追究后能够迅速从诉讼中解脱出来，最大限度的减少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

(二)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有利于促进法治建设

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上，法治国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规范、限制和制约，对公民权利的任何剥夺和限制均应具备正当的法律根据和法律程序，赋予被追诉人广泛的诉讼权利，使其具有与国家追讼机构相抗衡的能力和机会，以有效抵制国家权力的任意非法侵犯，并在其权利和利益受到侵犯时能够寻求司法救济。 www.11665.coM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有效保障，关系到法治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能否得到真正实现。把人权保障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引导着刑事诉讼法制不断改革和完善，推动刑事诉讼法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二、保障被追诉人人权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

(一)刑讯逼供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

在刑事被追诉人与强势国家的对抗中，被追诉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基于发现真实、控制犯罪的功利性追求，国家机关不可避免的会使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来完成使命，刑讯逼供应运而生。我国刑诉法在相关方面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但依旧有很多地方值得修改，例如《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但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然而“如实”的判断标准是什么，由谁判断，咋样判断?“与案件无关”判断的标准又是啥?这些问题只有法律都做出明确的规定，才能避免侦查人员的主观判断，才能抑制侦查人员的独断专行，只有这样才能根除刑讯逼供的根基，才能公正，公平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

(二)控辩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

控辩平等原则是平等思想在刑诉法领域的反应。国外刑诉法理论称其为“手段同等原则”，意指被告人，在原则上应当如同刑事追诉机关一样予以平等对待。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承担控诉职责的检察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地位并不平等，被追诉人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虽然现行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但在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虽然喊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口号，实际上却是三个操作员在一条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流水线上根据不同的职能共同证明犯罪，这三个机关扮演着三位一体一边倒式的控诉角色。

(三)律师辩护权受到诸多限制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辩护权受到诸多限制，主要表现在：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的身份，无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律师因取证困难，无法获得充分有效的证据;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等都受到限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例如，律师将会见函件交给侦查机关后，很难马上得到许可，大都是在经过律师数次的催促下，或者反复奔波的要求下，侦查机关一拖再拖后勉强签署。无论是否涉及国家秘密案件，侦查机关总是派员参加，有的还进行录像、录音，对律师提前介入如临大敌……更有甚者，侦查机关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前先向其交待，不可在律师面前乱讲，讲的必须与先前口供一致。有的律师深有感触地说，律师刑辩有“三难”：一是提前介入操作难;二是会见被告人难;三是辩护难。

三、对完善刑诉法保障被追诉人权方面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不仅涉及到刑事司法的各个部门，还涉及到被告人、辩护人、甚至被害人、证人，因此需要处理好各部门以及各个诉讼参与人的关系。要使非法证据彻底排除就得设立对非法取证的监督机制。首先要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一是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要具体化;二是对于超期羁押或剥夺律师的会见、阅卷、调查等权利而获的证据，也要予以排除。其次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非法取证行为。一是要通过检察院的监督权监督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的行为，检察院可以依法通过审查案件资料、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建议有关部门更换办案人、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等措施进行监督。二是通过法院的审判权对侦查机关的非法证据进行监督，法院审判的依据必须是侦查机关合法有效的证据。法院应当在检察院起诉后开庭前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各自的证据展示，双方进行证据核实，对存有异议的证据，侦查机关必须派人出庭接受质询。

(二)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

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不得被迫自证其罪以及在接受讯问和审判时有沉默的权利，并且不能因为沉默而得出对其不利的结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虽然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却没有赋予被告人享有沉默的权利，反而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我国侦查机关被赋予强大的侦查权力，而犯罪嫌疑人力量弱小，如果不赋予其沉默权，那么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根本无法保障，刑讯逼供也无法彻底禁止。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不仅可以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也有助于根除传统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有效抑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也能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从而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可谓一举多得。

(三)尝试建立人民陪讯制，遏制刑讯逼供

陪审制，是指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组成合议庭，除指派审判员参加外，还通过一定的民主方式从普遍的公民中选出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陪审员只对事实问题发表意见的一种审判制度。

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权益的维护者往往受到侦查人员的排斥，而民主选择的陪审员具有中立性，不会受到控辩双方的抵触，而且可以监督审讯的合法进行。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人民陪讯制度，抑制刑讯逼供。当然，有人会说陪讯员不具有专业的侦查知识，可能影响讯问效率，笔者认为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人民陪讯员可以“只陪不讯”甚至陪审员的工作只是负责监督讯问过程合法合理，只看不问。这样就不会影响侦查讯问的效率。通过人民陪讯制度，可以使讯问工作在阳光下进行，有效的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

四、结语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贯彻落实宪法精神，维护实现宪法权威的高度来对待刑事诉讼中的被追诉人，应把保护被追诉人的人格权利和自由作为刑事诉讼的最终落脚点，综合考虑社会价值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以及我国基本国情，保持各方适度平衡，加强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使每个人的权力都不受到侵害，刑事诉讼真正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什么是「沉默权」?

沉默权制度，最早开始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各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

1912年，英国《1912年法官规程》对沉默权作出了明文规定。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1789年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有罪”。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刑事诉讼法最终确定的，在立法中直接规定沉默权的规则。例如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供述”。其刑事诉讼法第198条（二）规定：“在进行前项调查时，应当预告知嫌疑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识进行供述。

而随着联合国不断确立、推行刑事司法的国际化，特别是刑事司法领域最低限度人权保障标准的努力，沉默权已得到了联合国文件的确认。

我国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1]权利保护的基本国际准则

20世纪后半期，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成为刑事诉讼改革的主要趋向。《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决定书》等国际人权公约，确立了一系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基本国际准则，主要包括：（1）权利平等原则。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2]（2）司法补救。保证权利或自由被侵犯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3）生命权的程序保障。规定：未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不得执行死刑；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3]（4）禁止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5）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程序保障。（6）对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人格权是人权的三个资格条件之一[4]，是维持有生命的主体资格的精神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是人，他们同样享有人格，其人格同样是受人尊重的，不容任意剥夺。（7）独立公正审判（8）受刑事指控的人有辩护的权利。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程序中应当享有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从某种意义讲，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就是辩护权发展的历史。[5]（9）对未成年人给予特别保障。（10）无罪推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1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目前，已有许多国家承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包括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12）刑事赔偿权。以上这些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是各国进行刑事司法的过程中应遵守的最低限度的标准，其总的精神是在国家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的过程中，防止国家滥用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实现司法公正。

（二）我国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主要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接受先知的权利；律师帮助权；申请回避权；刑事赔偿权等。[6]

第一，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特定机关，特定程序不受逮捕。现行刑事诉讼法据此对侦查阶段一切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规定了具体的条件、程序和期限。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的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第二，接受先知的权利。告知犯罪嫌疑人其享有的权利是国际公认的司法准则。犯罪嫌疑人有权及时获知被指控的内容和理由，获知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告知犯罪嫌疑人因何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被讯问，从何时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帮助，有权委托辩护人等。

第三，律师帮助权。我国宪法保障一切受到刑事追究的人的辩护权。《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这就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

第四，申请回避权。这是一项救济性权利，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回避，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有权申请复议。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阻止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介入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刑事赔偿权。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立法机关于1994年5月制定了《国家赔偿法》。根据该法，凡是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而受到错误拘留或逮捕的，最终被宣判无罪的，因有关国家官员违法采取财产措施受到侵害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依照规定的程序获得国家赔偿。

二、刑讯逼供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的冲突

现实与理论总是存在差距的，同时制度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仍旧存在极大不足：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妨碍律师正常执行职务仍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的三大顽症，其中刑讯逼供问题尤其严重。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刑法还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仍旧屡禁不止。

（一）刑讯逼供的涵义

美国《国际百科全书》对“刑讯”下的定义是：“刑讯是一种故意使肉体或心理上承受痛苦的体罚。”[7]我国《刑法》给“刑讯逼供”下的定义是：“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也损害了司法办案人员的形象、法律的威严，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仰。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

在诉讼文明化、人道化日益得到彰显的今天，各国均明文禁止刑讯逼供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却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严重危害社会。

首先，刑讯逼供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刑讯逼供是通过施以肉刑或变相肉刑来实现的，都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肉体上承受巨大的痛苦，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一个人，即使是触犯了刑律的人，他的人格和尊严也是应当受到保护的。然而在“不打如何肯招”式的审讯哲学盛行的今天，对一些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刑讯逼供已是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了。有些司法机关的***员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错误认识，以为刑讯逼供只是工作方法问题，出了问题也是“工作上的失误”，是“好心办了坏事”，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触犯了刑律，也说是“因公犯罪”，千方百计地予以开脱。正因为有了这层保护伞，使得某些办案人员更加的肆无忌惮，完全不顾及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以致造成死亡、重伤的严重后果。

其次，刑讯逼供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基本价值目标的原则。

第一，刑讯逼供损害了正当程序的价值目标。长期以来，我国都是重实体、轻程序，但长期的司法实践已暴露出了这种观念的严重弊端。现代刑事诉讼理论提出：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是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正当程序的核心理念在于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纳入法律的轨道，依照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进行，以防止国家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而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野蛮而残酷的诉讼手段，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为代价获取证据，这与正当程序观念的要求是相背的。即使从实体真实的角度，刑讯逼供或许有时有助于发现实体真实，但牺牲了程序正当，可能导致法律丧失其威严，使人们逐渐丧失对法律的信仰，不再寻求法律的保护，从而动摇法律制度的根基。

第二，刑讯逼供不利于实体真实。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刑讯逼供发现实体真实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它依赖于两个预设的前提和条件。第一、作为刑讯逼供对象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本案真正的犯罪行为人；第二、犯罪嫌疑人在刑讯下所作的口供必须是客观真实的。[8]从理论上讲，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就有可能发现实体真实，以打击犯罪。然而，现行机制并不能确保这两个前提和条件的实现。从侦查机制看，侦查权指向的对象仅是嫌疑人，而并非一定是真正的罪犯；侦查权运作的结果既可能性是查明案情、查获罪犯，也可能性是排除嫌疑人的犯罪嫌疑，因而并不能确保犯罪嫌疑人都是真正的罪犯。在司法实践中，一旦发生犯罪嫌疑人并非真正的罪犯的情形，刑讯逼供就只能是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错案。

第三，刑讯逼供违背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将嫌疑人、被告人在定罪前推定为无罪，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控辩双方居于平等地位，法官中立裁判，从而设定了刑事诉讼三方主体的地位的相互关系，以及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与司法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其诉讼程序按客观和理性精神运作，公正性不言而喻。刑讯逼供与封建纠问式诉讼下的有罪推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从而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内容和精神上存在根本性冲突：刑讯逼供实质上是国家追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刑讯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有罪供述，以此作为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这实际上是在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是将本应由控诉方承担的证明责任强加给被告人承担，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责任规则强调控方举证的基本要求，违背“不得强迫自我归罪”的国际准则。

第四，刑讯逼供可能动摇法律的权威。法的价值的实现在于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运用。一部法律，即使制定得再完善，如果得不到支持与贯彻，永远只能是一堆废纸而已。法律的贯彻实施关键在于公民法律至上的信仰，公民对法律的极大信任。而要使公民树立这样的信仰，法律就应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出发点。法律的运行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且重在执法和司法。刑讯逼供则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可能使其丧失对法律的信任，同时在社会上引起严重的后果，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周边的人也对法律能否保护自己产生怀疑，认为“信仰法律，不如奉承执法者”。一旦法律的至上地位丧失，也就没有什么权威可言了，这样法律终将成为一纸空文。

（三）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现代法治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我国的法律也不例外。但是，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却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1、法律制度方面

第一，“如实回答”义务的不合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如实”的判断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又由谁来做出判断？如果侦查人员认为其没有回答或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必须承担所谓的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就意味着侦查人员可以据此采用极端的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说“实话”？

《刑事诉讼法》第93条“但书”规定：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看起来似乎犯罪嫌疑人享有一定的沉默权，是针对所谓的“如实回答”义务所享有的权利。但是法律并未对什么问题“与本案无关”做出明确的规定，亦未规定由谁确认，是侦查人员还是被讯问者？遗憾的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侦查人员总能使尽其浑身解数使其所提的问题与案件有“关联”，被讯问者仍要遵守“如实回答”义务。由此可见，此项“但书”不仅没有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反而成为侦查人员冠冕堂皇的法律依据之一。

第二，侦查活动监督不力。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侦查活动合法与否进行都督，但是，侦查机关的绝大多数侦查措施都是自行决定的，且法律并未规定检察院可以在侦查过程中派员在场。因此，检察机关这种所谓的监督是极其不力的。而由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其侦查权力则更为强大，对于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无需经任何机关同意便可自行决定逮捕。同时，为了减少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保证侦查、起诉工作顺利进行，对于侦查活动也是不允许媒体进行报道的，即使享有特权的律师，在我国，不仅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无要求其在场的权利，就是要会见犯罪嫌疑人也不是那么的自由。[9]所以整个讯问过程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经遭到过刑讯逼供，外人根本无从而知。而遭到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讯当场翻供，他也很难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审判机关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认定犯罪嫌疑人曾在侦查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从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这客观上就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实施刑讯逼供者壮足了胆。

第三，证据制度的不完善。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点，历来都被称为“证据之王”。一份如实供述的口供，无疑是极佳的证据。在尚未获取其他重要证据的情况下，口供的作用和意义更加重大。不仅解决了犯罪嫌疑人否认犯罪的问题，侦查人员还可以从其供述中获取其他线索，并进而找到其他的证据，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正因为此，口供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要获取口供，而犯罪嫌疑人不肯从实招来，怎么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则要啥有啥”。

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立法者希望能借此减少办案时对口供的依赖，从而减少刑讯逼供。但是，这条规定其实并不完善。口供总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并不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过刑讯逼供。而且，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根据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因此，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口供中具体的犯罪情节，获得其他的证据材料。这样，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同样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事。

2、认识观念方面

第一，历史包袱沉重。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合法的存在着。就连包青天包拯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解放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刑讯逼供的思想依旧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生活。这种错误思想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实体、程序孰轻孰重尽管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程序公正价值的评价却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说：“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

第二，司法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有些人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挖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的效率。然而刑事诉讼必须以公正为基础，而非一味地追求效率。还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对于那些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合理，但这种思想完全忽视了犯罪分子也具有合法权利。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固然应该如实回答，但如果以此为借口，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话，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的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

第三，人权和人权保护观念的淡薄。在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中国人权及人权保护观念淡薄。我国的人权和人权保护观念的承认和接受的时间不长，有关人权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宣传、教育也开展不久。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10年、20年内，由于西方强国蛮横在加以抵制和封锁，长时期地被隔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这种国际环境和外部局势特别容易激发中国人民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加上教条化了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使中国人民、领导国家的政治力量以及国家权力体系，始终对西方国家包括西方的人权价值观念保持必要的，甚至是高度的警惕。作为一种民族意识，一种法律文化，在我国缺乏历史基础的情况下，要想在短期内彻底改变，形成深厚的人权观念和人权保护格局是不可能的。

总之，刑讯逼供现象之所以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存在，是由于人们尚未意识到它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危害性，由于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毕竟是少数，因此这些人的感受和呼声便常常被淹没而无碍大局。但是，社会的个体权利与价值已经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法律日益成为调整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主要手段的情况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出于对法律的信任和对公正的追求，人们不仅不会漠视少数人被侵犯的权利，而且会设身处地地想到在同样遭遇时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看到刑讯逼供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刑讯逼供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而且侵犯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根基。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今天，刑讯逼供现象已经成为破坏司法公正、侵犯人权，从而影响依法治国大局，甚至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

我国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签署了一系列的有关国际公约，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10]；加强了国内立法，如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刑法》中规定“刑讯逼供罪”；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扩大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范围等；加强了执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然而，从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可以看出，在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仍旧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仍需做更大的努力。从背景上分析，既有现行诉讼制度的不健全，也有传统诉讼观念的消极影响。对此，完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可以从制度完善和观念更新两方面入手。

（一）制度完善

第一，确立“拒绝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立有限的“沉默权”规则。拒绝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最早源于美国殖民地时期的“被告人说话”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律师的介入以及辩方证人的作证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随着殖民地与英帝国之间冲突的加剧，殖民地的人民开始要求享有由公正陪审团审判等普通法权利，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写入美国独立前各州的宪法或人权宣言的。[11]犯罪嫌疑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主要是为了防止这样一种危险，即一个人所说的话可能被用作刑事起诉的证据。沉默权制度则是对这一制度的延伸。

“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对司法人员，包括警察、检察人员、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不证明自己有罪的权利[12].”在我国确立这一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其理由是：（1）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和公正的需要。1997年3月17日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与1979年7月1日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其民主和公正的内容有所增加。例如，规定定罪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中疑罪从无的内容；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规定了律师有权在侦查阶段介入；规定庭审基本实行控、辩式等。但是，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不断深入，客观形势要求，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和公正性，确保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赋予他们沉默权，已经是势在必行。（2）是顺应世界诉讼民主化潮流发展的需要。在当今世界，刑事诉讼民主化的不断发展已逐渐成为一个大趋势，其中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是一个重要内容。为了顺应诉讼民主化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应当根据我国司法实际形势及其利弊关系，逐步确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的原则。当然，任何事物都存在利弊，所以在引进“沉默权”原则的同应对此做出一些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有利的一面。

第二，确立类似“米兰达规则”的警告制度。“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s）又可称为“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s），是警察讯问嫌疑人时的一项重要程序规则，也是“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特权”的延伸适用。按照“米兰达规则”的要求，在羁押讯问之前，犯罪嫌疑人必须被告知：（1）你有权保持沉默；（2）你所说的任何事情都将并且能够被用作在法庭上反对你的证据；（3）讯问时，你有权请一名律师在场；（4）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我们可以为你免费指定一名律师，在讯问时为你提供帮助。[13]第一句话是确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肯定沉默权，便切断了口供与案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促使侦查人员不再一味追求口供，而积极寻求其他证据，这样便可减少类似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第二句话是对犯罪嫌疑人慎言的一种警告，是对沉默权的补充。第三句话则是规定讯问时律师有权在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并未规定讯问时律师有权在场。由于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相比，在诉讼地位和力量上的差距较大，若让犯罪嫌疑人单独面对侦查机关，就容易受到侦查机关的强制，包括刑讯逼供。而律师熟悉法律，清楚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律师与了解侦查机关的权力义务，讯问时有其在场可以对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第四句话是有关获得律师帮助的补充。

司法实践中很多犯罪嫌疑人对自己享有怎样的权利并不清楚，甚至是一无所知，确立这样的警告制度便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犯罪嫌疑人只有明白自己享有怎样的权利，才能更好地利用，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所以在强调依法治国，对人权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的今天，实行这种制度是必要的。

第三，确保律师的会见权、确立律师在场制度。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会见权是其最基本的权利。通过会见，律师可以从犯罪嫌疑人那里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了解犯罪嫌疑人是否受到侦查机关的不当对待并能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这是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发挥辩护职能的基础。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被聘请的律师，有权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会见犯罪嫌疑人。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也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最短的时限作了规定，而且指明“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是侦查机关各自从部门的需要出发，对法律条文的含义和逻辑结构作出有违立法本意的解释。比如，法律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除涉及国家机密案件外不需要经过批准，而他们则规定必须经过批准；最短时限48小时被当作除外条款来执行等等。另外，我国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派员在场。这一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更是被侦查机关淋漓尽致地扩张解释。派员在场成为律师会见的前提条件。按侦查机关内部规定，派员在场一定要派承办人员，其他人员不熟悉案情。由于派员在场的人员的特定性，会见律师须围绕承办人员转。承办人员声称“忙”，律师即无法实现会见权。而迟到的会见，实际上已无必要，律师会见形同虚设。侦查人员在百忙之中安排会见，又事前警告，事后追问，使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之间的交谈毫无保密性可言，更使犯罪嫌疑人心理负担过重，严重影响其与律师的交流沟通。

因此，建议我国立法应明确侦查人员的在场应是“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在场，这样既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的危险举动，又能确保其与律师安全交谈[14].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真正发挥辩护职能的一个基础性、保障性权利，是律师进行其他诉讼活动的前提。这种会见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才有实质意义，而现行立法关于侦查人员会见时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及其执行状况大大削弱了律师会见所应发挥的作用。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的侦查机关在不告知律师的情况下，以录音、录像方式进行秘密监控。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秘密交流权，应当明确加以禁止。简而言之，法律对会见权的限制越来越少，应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会见的保密问题，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

第四，完善证据制度，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诉讼当事人要保护自己的实体性权益就必须用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的主张就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合法的权益也就得不到保障。证据在程序方面维护当事人权利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证据规则的作用，即一方面通过合理的举证规则和质证规则来保障当事人能够行使收集证据、使用证据和审查证据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防止司法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一般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白只有是其自由意志的产物，是“自愿的”，就是可以接受的。而非法证据规则在美国就是“毒树之果”原则。“毒树之果”原则是1920年的西尔夫索恩诉合众国一案中确立的，在该案的判决中，法庭指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应当被用来获取其他证据，因为最初非法获取的证据已经腐蚀、污染了所有随后获取的其他证据。[15]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尚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但是，作为一项基本证据原则，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保障，由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加以规定，其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它与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行的程序法定原则的精神和要求根本相背离的。所以，基于诉讼规范化的要求，自白任意性规则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得到确立。

第五，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司法实践中，当被告人以曾经遭到刑讯逼供为由当庭翻供时，法官常问的一句话是：你的证据是什么？而现实中绝大多数的被告人因

好了，今天我们就此结束对“新刑诉法沉默权指的是什么”的讲解。希望您已经对这个主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请随时告诉我，我将竭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