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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的法律根据有哪些
知情权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狭义知情权仅指知悉、获取官方信息的自由与权利。随着知情权外延的不断扩展，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特别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享有的人格权的一部分。而狭义的知情权仅指公法领域内的一项政治权利，故现在的知情权概念一般是指广义的知情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民法典》第二百六十四条 【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的知情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村规民约向本集体成员公布集体财产的状况。集体成员有权查阅、复制相关资料。
知情权的法律是根据宪法，也就是说，知情权是公民的宪法性的权利。首先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这一权利的是1949年实施的联邦德国基本法，该法第5条规定，人人享有语言、文字和自由发表传播其言论的权利并无阻碍的依通常途径了解的信息的权利。北欧诸国对于知情权的保护也是分完善，比如，瑞典的在构成其宪法一部分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法律》第二章“政府文件的公共性质”中就详细的规定了公民获取政府文件的权利。世界上虽然有很多国家没有在宪法中明确写明这一权利，但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宪法的有关规定中完全可以找到知情权存在的根据。
(一)首先，从国民主权的角度讲，一国的公民当然应当享有知情权，或者说是保障知情权也是国民主权理念的必要因素。现代宪政国家都承认主权在民的观念，设计各种制度保障国民有效的参与民主决策的过程。国民作为主权通过自选出的代表管理国家，就必须充分获取与国家管理有关的情况。否则国民便无法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管理活动，无法对国家事物发表意见进而对其施加影响，国民主权的原则也就无异与空中楼阁。国民享有知情权是国民主权原则的必然前提，只有国民充分的获取有关的信息，才能有效的参与民主政治，否则民主主义国家便无从成立。正如同麦迪逊所说：“不与民众信息或不与其或取信息之手段，则所谓民众之政府或滑稽剧之序幕，不，亦为此两者。知识无须支配无知，而且意欲相当统治者的国民必须以知识所给予的力量武装自己。
(二)知情权还可以从宪法所规定的表现自由中推倒出来。宪法中规定的对于自由的保障，一直被任为是保障公民从国家对表达的思想、意见等行为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是，表明自由真正实现需要信息传达者接受者的相互作用，他不单单表达的自由，更包含有对于传达者那里传来的思想、意见、信息等予以首领知悉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就将“表现自由”规定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表现自由”是包括寻求、传达、接受的信息的权利，即自由的交流信息的权利。表现自由从信息传递的角度上讲，是传达信息的权利，从信息接受者的角度上讲，是寻求接受信息的权利，没有接受者的参加，表现自由便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宪法对公民表现自由予以保障的目的在于形成和保障自由并且丰富的信息交流。而在国家只能不断的增加、国家掌握的信息大量聚集的情况下，如果公民不能有效的获取和利用国家掌握的信息，就无法形成自身的思想与意见，那么，对于表现自由的思想就难以实现。所以，必然认可公民有权尽可能地获取信息。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信息可以顺畅自由的流通。
(三)另外，知情权也是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的问题中之意。个人需要尽可能够的信息来增长知识，形成和发展个人的人格，这些都是作为人所必须所具有的最本质的要求。有其再现代社会中，信息已成为每个人活动的基础和动力，每个人都需要大量的信息来判断自身的处境做出各中选择，信息决定每个人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因素，离开了信息每个人必将落后于时代而无从发展。同时，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诸如自然环境、社会治安、政府决策等等的许多信息，直接影响甚至威胁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充分的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公民个人才能采取各种手段予以应对，趋利避害。比如，人们在准备购房时当然需要了解该地近期有无拆迁的计划，环境污染是否严重、治安状况是否良好的信息。而“公民享有知情权的另一层法律意义是通过政府提供的信息，公民可以更好的实现宪法法律所规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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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的法律根据有哪些拓展阅读
《民法典》中是否具有可以作为知情权行使依据的条款？
【原创】文/汐溟
合同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应以合同为依据，若合同无约定，当事人也可寻求法律依据。合同关系中，权利来源主要是合同，此外是法律。在影片联合投资合同中未约定当事人享有知情权，当事人无权以合同为依据行使知情权，但这并不妨碍当事人以法律为依据要求对方披露自己需要的信息。根据笔者经验，在诉讼或仲裁中，如当事人行使知情权而对方拒绝，裁判者一般会询问当事人行使知情权的合同依据，若无合同依据但能明确法律依据，一般也被认可。
本文认为，《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二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可以作为当事人行使知情权的法律依据，该条赋予当事人享有法定的知情权。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在合同关系中，当事人义务来源多元化，合同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除合同外，法律和诚实信用精神也是当事人义务的来源，尤其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今社会，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则作用越来越凸显，贯穿合同始终，也派生出许多义务。因此，影片投资合同中虽未对项目主控方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但合同义务并非其唯一义务来源，依据合同外之诚实信用原则，项目主控方有信息披露义务，而投资方有知情权。具体而言，诚实信用原则要求项目主控方有适当地向投资方告知项目信息的义务。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民法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该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良的方式履行其义务，同时，要求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在影片投资合同关系中，投资方投资之目的系为了获得影片发行回报，影片的进度及与拍摄制作及报批相关的事实都与投资方投资利益能否实现密切相关，纵然依据合同约定此类事项的负责者是项目主控方，但对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之事实任何民事主体均有知悉的意愿，项目主控方及时向投资方披露信息既是对投资方善意的关怀，也是善意的要求。
其次，项目主控方向投资方披露项目信息是附随义务的体现。附随义务不是合同义务，而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衍生的为了满足当事人合同利益的最大化。附随义务也不是确定的，而是具有灵活多变的属性，即以实现债权人之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视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综合而定。首先，影片投资合同的性质以投资为基础，按照通常的理解，投资人有权了解所投项目的财务、收支等信息；其次，投资人的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商业利益的取得依托于影片的拍摄、制作及投资等因素，如实际制作成本不仅对最终发行收益有直接影响，一个制作成本为一千万的影片与成本在一亿的影片的艺术水准必然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若实际制作成本低于预算，则说明投资款有结余，该部分应按投资比例退还。因此，对于实际制作成本投资方当然有知情权。同理，与发行有关的其他信息，也能影响投资目的之实现，当然也在投资方知情的范围。最后，如前文所述，大多数的影片投资合同都会约定投资方的知情权或主控方的披露义务，此为行业的惯例，也有交易习惯的性质。因此，向投资方披露信息是项目主控方的附随义务。
第三，相互协作是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则，而项目主控方适当披露信息是协作精神的要求。合同系有机的生命体，在双务合同的场合，当事人双方共生共赢，并非孤立的存在。只有通力合作，才能顺利推进合同之履行。在影片投资合同中，项目主控方向投资方披露影片信息，使项目透明化，投资方能够掌握项目进度并确保自己投资之安全性，双方之间才能有和谐的局面。反之，投资方不知悉影片的进展信息，不清楚主控方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双方之间势必产生隔阂，日久必生纠纷，合同也就无法继续履行。因此，投资方享有知情权是协作履行精神的应有之义。
本文改编自《合同并未约定影片投资方享有知情权，投资方是否有权要求相对方披露信息？》一文，作者汐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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