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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分悬赏 毕业论文 刑法的 根据我的思路应该怎么写 题目是什么

刑法的效力范围，也称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及对什么人具有效力。它不仅涉及国家主权，而且涉及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法律关系，是任何国家的刑法在具体适用前所必须解决的原则性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刑法的效力范围，才有可能准确、有效地适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国刑法典第6至第12条时关于刑法效力范围的规定。

第一节 刑法的空间效力

一、刑法空间效力概述

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对地和对人的效力，它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刑事管辖权的范围问题。由于刑法的空间效力涉及到国家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从而也就关系到维护国家主权、协调国际关系的问题，各国刑法都十分重视空间效力的规定，并且在解决空间效力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重要原则。从各国刑法规定和理论主张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原则：（1）属地原则，即以地域为标准，凡是在本国领域内犯罪，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适用本国刑法；反之，在本国领域外犯罪，都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的。（2）属人原则，即以犯罪人的国籍为标准，凡是本国人犯罪，都适用本国刑法而不论犯罪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反之，外国人犯罪，即是发生在本国领域内，亦不适用本国刑法。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本国公民应保证对本国法律的忠诚和服从的基础上的。（3）保护原则，即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标准，凡侵害本国国家或国民利益的，不论犯罪人是否本国人，也不论犯罪地在本国领域内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保护原则的实质是国家运用刑法手段使本国国家和公民利益免受外来侵害。（4）普遍原则，即以保护各国共同利益为标准，凡发生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侵害各国共同利益的犯罪，不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犯罪地是在本国领域内还是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

上述各原则孤立地看，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现代世界各国刑法多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采其他原则。我国刑法也是如此。

二、我国刑法的属地管辖权

刑法第6条第1款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这是我国刑法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这里的“领域”，是指我国国境以内的全部区域，包括领陆、领水和领空。根据国际条约和惯例，以下两部分属于我国领土的延伸，适用我国刑法：（1）我国的船舶或者航空器。我国刑法典第6条第2款也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这里的船舶或航空器，既可以是民用，也可以是军用，既可以是在航行途中，也可以是处于停泊状态，既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我国领域内，也可以是航行或停泊于外国领域内或公海及公海上空。（2）我国驻外使领馆内。根据我国承认的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各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而受本国的司法管辖。

所谓“法律有特别规定”，主要是指：（1）刑法第11条关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规定。所谓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是指一个国家为保证驻在本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正常执行职务而给予的一种特殊权利和待遇。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内容较为广泛，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外交代表享有刑事豁免权，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这种特权是建交国家之间按照相互尊重和相互平等的原则而对等给予的。当然，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不过，依照刑法的规定，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搜查、扣押或逮捕，而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例如，可以要求派遣国召回，或者建议派遣国依法处理；对于其中罪行严重的，可以由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出境。新刑法典第11条的这个规定，既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法律的尊严，有尊重了有关国家，有利于协调我国于他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2）刑法第90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的规定。在理解这一例外规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少数民族地区对刑法效力的限制不同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它不是完全排斥刑法的适用，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与少数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传统相关的部分，诸如情节不严重的重婚、奸*幼女、械斗、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毁坏财物等。这种变通或补充规定相对于刑法全文而言，只是一小部分。因此，从总体上看，刑法基本上还是适用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二，免于适用刑法的部分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由自治区或省的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其三，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不能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3）现行刑法施行后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特别刑法的规定。现行刑法施行后，国家立法机关仍由必要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或以修正案的形式对刑法典作修改补充。如果这些特别刑法、刑法修正案的规定与新刑法典的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或冲突，应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4）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的例外规定。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的效力无法及于港澳地区，这属于对刑法属地管辖权的一种事实限制。如根据1997年7月1日实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全国性的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而刑法不在附件三所列的法律中。《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不过，根据两个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者因港、澳特别行政区内发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者安全的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的法律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实施。

刑法第6条第3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该款针对隔离犯的特殊情况对属地管辖的具体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这里涉及三种情况：（1）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均发生在我国境内：（2）犯罪行为在我国领域内实施，但犯罪结果发生在国外；（3）犯罪行为实施于国外，但犯罪结果发生于我国境内。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均应适用我国刑法。

三、我国刑法的属人管辖权

刑法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该条是对我国刑法属人管辖权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我国刑法规定之罪的，不论按照当地法律是否认为是犯罪，也不论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国或者何国公民的利益，原则上都适用我国刑法。只是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该公民所犯之罪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谓“可以不予追究”，是表明不予追究的一种倾向性，并非绝对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追究。但如果是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犯罪，则不论其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否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律适用我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两类人员具有代表国家形象的特殊身份、肩负特殊的职责，其工作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故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域外实施的犯罪在管辖上应从严要求。

对于我国刑法在域外的属人管辖权，刑法第10条进一步规定，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照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即使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处理。这表明我国法律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的不受干预性，外国的审判对我国没有约束力。但从实际合理与国际合作角度出发，为使被告人免受过重的双重处罚，该条又规定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被告人的具体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考虑，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四、我国刑法的保护管辖权

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刑罚处罚的除外。”该条即是对我国刑法保护管辖权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我国刑法有权管辖，以保护我国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但有下列限制：（1）外国人所犯之罪必须侵犯我国国家或公民利益。（2）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最低刑须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则不适用）。（3）外国人所犯之罪按照犯罪地法律也应受刑罚处罚（对按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则不适用）。当然，要实际行使这方面的管辖权会有困难，因为犯罪人是外国人，犯罪地点在域外，我国要行使管辖权，就需要引渡罪犯，并涉及与犯罪地国家管辖权的冲突，存在诸多实际困难。但是，假如刑法对此不加以规定，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管辖权，那些犯罪的外国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进行侵害。我国必须在法律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保护我国驻外工作人员、考察访问人员、留学生、侨民的利益。

此外，对于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侵犯我国国家或者公民利益犯罪的审判与处罚，同样适用刑法第10条的规定。即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中国刑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五、我国刑法的普遍管辖权

普遍管辖权是现代国际社会有效惩治与防范国际犯罪的重要法律措施，我国刑法第9条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根据该规定，凡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罪行，不论罪犯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论其罪行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也不论其具体侵犯的是哪一个国家或者公民的利益，只要犯罪分子在我国境内被发现，我国在我国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如不引渡给有关国家，我国就应当行使刑事管辖权，按照我国的刑法对罪犯予以惩处。在我国刑法中，普遍管辖权有其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限制，只能是刑法空间效力的辅助性原则。

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是我国参与反国际犯罪斗争、行使捍卫整个人类权益之职责和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必然要求。普遍管辖的对象是特定的，即仅限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且在有关国际条约中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涉及的罪行除外。普遍管辖原则是刑法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的补充和例外，只有在排除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等原则之适用的情况下才能发生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的问题。换而言之，对实施了国际罪行的人，如果可以适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或保护管辖等原则之一行使管辖，就不必适用普遍管辖原则。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按照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追诉的犯罪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第二，追诉的犯罪是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之内。第三，追诉的犯罪系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外。如果是发生在我国领域之内，则应依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二不需要依据普遍管辖原则。第四，犯罪人必须是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如果犯罪人是我国公民，应当依照属人原则适用我国刑法，也不需要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第五，对追诉的犯罪，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第六，犯罪人是在我国领域内居住或者进入我国领域。因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对犯罪人行使刑事管辖权。否则，就没有行使普遍管辖权的义务，也没有依据普遍管辖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的可能。

第二节 刑法的时间效力

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以及对刑法生效前所发生的行为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

一、刑法的生效时间

刑法生效时间通常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从公布之日起即生效；二是公布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施行。我国现行刑法的生效时间即属后者，这样做是考虑到人们对新法比较生疏；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学习和研究，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及司法工作人员做好实施新法的心理、组织及业务准备。

二、刑法的失效时间

刑法的失效时间即终止效力的时间，由国家立法机关规定。我国刑法的失效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明确宣布某些法律失效；二是自然失效，即新法施行后代替了同类内容的旧法，或者由于原来特殊的立法条件已经消失，旧法自行废止。

三、刑法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于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则有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则没有溯及力。

对于刑法的溯及力，各国采取不同的原则，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1）从旧原则，即刑法对其生效前的行为一律没有溯及力。（2）从新原则，即新法对于其生效前未经审判或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一律适用，具有溯及力。（3）从新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具有溯及力，但旧法（行为时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依照旧法处理。（4）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依新法处理。

上述诸种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适应实际的需要，为绝大多数国家刑法所采，我国刑法亦采此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根据这一规定，对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97年10月1日修订刑法生效前实施的行为，应按以下情况分别进行处理：

1．当时的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现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只能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现行刑法不具有溯及力。对此，不能以新刑法典规定为犯罪为由而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当时的刑法认为是犯罪，但现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只要这种行为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则应适用现行刑法，即现行刑法具有溯及力。

3．当时的刑法和现行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按照现行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原则上按当时的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即从旧兼从轻原则所指的从旧。但是，如果当时的刑法处刑比现行刑法要重，则适用现行刑法。此即从轻原则的体现。

4．如果根据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了生效的判决的，该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按现行刑法的规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处刑较当时的刑法要轻，也不例外。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适用当时的刑法。对一种行为刑法的溯及适用，只限于未经审理或者虽经审理但尚未作出生效判决的场合；已经生效的判决，不应根据刑法的规定加以改变，以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还涉及如何对跨越新旧刑法的继续、连续行为适用法律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修订刑法典第12条若干问题的通知》第3条指出：对于发生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1997年10月1日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修订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但行为连续或者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对10月1日以后构成犯罪的行为适用修订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类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也指出：“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或者连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行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订刑法都认为是犯罪并且应当追诉，按照下列原则决定如何适用法律：1.对于开始于1997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继续犯罪，应当适用修订刑法典一并进行追诉。2.对于开始于1997 年9月30日以前，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终了的连续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其中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以及法定刑已经变化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但是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的，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

刑事司法解释效力范围探究

编辑：凌月仙仙 作者：屈学武 出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日期：2005-10-18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刑事实体法意义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释所涵括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域。

众所周知，就一般意义看，司法解释确属有权解释：因为它一经最高司法机关颁布，即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从司法解释的性质及其功效看，它又并不等同于刑法规范本身。刑法的解释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对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内涵、外延的诠释，简单说，就是对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条文字义及其内容的具体解读；二是对司法认定的特定"法律事实"（即个案）与某一具体刑法规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释（或解答、批复等）；三是对整个刑法体系的价值及其刑罚目的取向所作的系统解释。[1]

就此意义看，上述第一、二项解释主要囿于刑法规范论、范畴论的解释；第三项解释则是就刑法价值论的解释。有鉴于此，实践中，作为有权解释的刑法司法解释，大多限于针对第一、二事项的解释；而第三项解释即有关法价值论的解释主体，多为刑法理论界而非刑事实务部门。虽然司法部门在就上述第一、二事项进行解释时，也会综合刑法的价值取向来考量有关问题，但准确地说，司法解释的功效，主要还在于根据有关立法意图、立法意蕴，结合有关字义所昭示的客观涵义，来解释特定的法律条文之字义所涵盖的具体内容以及个案与确定规范的符合性。由此可见，刑法司法解释实际上并非单纯地仅仅依存于特定的、静态的刑事法律独立地存在着，就其实质意义看，应当说，它只能依存于有效刑事法律的运作而存在。换言之，没有刑法的实际操作，就没有实质意义的司法解释的存在价值与空间。在此基础上，要理顺刑法解释的效力，特别是它与刑法溯及力的关系，看来有必要逐一清正下述刑法解释论的基本问题：

一．对司法解释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正确理解

有观点认为，刑法的效力包括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两大内容，而对刑法的司法解释既然与其具有"同等效力"，就意味着司法解释与刑法具有"等值"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此一"效力"解读法，我们认为未免失诸重形式而轻实质。

我们知道，刑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刑法在何地域、对何人适用的问题。而这里的"同等"效力，显然并非相对于可予适用的地域和人员而言，而是相对其司法解释与其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强制力而言。即这里所谓"同等"的本旨在于：指令任何受法律规范约束的人，包括适法、执法、守法人员都有义务如同适用、遵从刑事法律规范本身一样地一丝不苟地去适用、执行、遵从它，不得轻忽懈怠。就此，我们再从逆向推理即可发现，司法解释并不发生与其所依存的法律具有相同的空间效力问题。这是因为，司法解释不可能脱离法律、法外地，自动地适用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司法解释因而难以发挥自己独立的空间效力。换言之，司法解释只能因循法律的空间效力，被动地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的一定人、一定事，除非某一确定司法解释就其适用范围作出了（不违背刑法空间效力）的专项特别规定，例如，除有关国际犯罪外，中国刑法的空间效力对于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在中国领域之外实施的、并非针对中国国家或国民的危害行为一概无效。由此，司法解释便不可能独自启动并生效于此类人、此类事，等等。可见，就空间效力看，司法解释不存在独立的、法外的空间效力生存基础。

二．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

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之争，主要集中在此类司法解释是否受制于刑法的溯及力规定问题。众所周知，刑法的溯及力，是指某项刑法规范生效以后，对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而未决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亦即新法能否适用于旧行为的规定。能适用则新法有溯及力；不能适用则无溯及力 当今世界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在其刑法总则中对刑法溯及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2、3款明文规定，"刑罚在行为时有变更的，适用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行为终了时有效之法律在判决前变更的，适用处刑最轻之法律"。我国《刑法》第12条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对《刑法》上述规定，刑法学理界一般称其为"从旧兼从轻原则"。

综观上述各国、包括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可见，刑法的溯及力规定，一是针对法律而言；二是针对刑事法律而言；三是针对刑事实体法而言。否则，它就不可能称作"刑法的溯及力"。

然而，国内却时有刑法学者或刑事实务部门人员针对刑法的解释提出其有无溯及力问题的质疑。例如，2001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了《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条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据此，有学者认为，如此规定无异于明确规定了刑法司法解释有溯及力。主张对刑事司法解释，不能一律可以溯及既往，对那些明显作了扩大解释的，原则上应当只对其施行后的行为有评价功能；认为若法律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则废止类推的成果不会得到很好巩固。[2] 有学者甚至提出，对刑法的解释，也应适用我国《刑法》第12条法定的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3]

三．刑法司法解释发生有无溯及力问题

我们认为，上述学者关于坚持罪刑法定、反对重刑主义的良苦用心固然可佳，但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不应有溯及力、否则即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观点，实属对刑法溯及力规定或罪刑法定原则的重大误解。在此，我们不妨从法律依据、法理依据、解释的功效等多方面述论理由如下：

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如上所述，各国关于溯及力的规定，均是针对刑事"法律"本身而言，而非针对法律的"解释"。刑法司法解释虽然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其究竟不等于法律本身。这一点，也是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立法解释的重大区别之所在。刑事立法解释时常穿插于刑法条文之中--例如，《刑法》第91条至94条均属立法解释，但又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就此意义看，该类立法解释，实际上已经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刑法以外的刑事立法解释另当别论）。刑法的司法解释则不然，它不是刑法的组成部分，仅是辅助刑法得以顺利实施的、运行法规范的工具。虽然实践中，由于当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确实存在失诸规范的情况，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亚法律或准法律。但无论如何，就立法法和刑法的规定看，"解释"并不是"刑法"本身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刑法》第12条所谓的"本法"限指"刑法"、并不包括刑法的"解释"在内。因而以《刑法》第12条的规定来佐论刑法司法解释"应有其溯及力"规定者，确属援引依据上的失当，明确地说，就是混淆了"刑法的解释"与"刑法"的界限。

其次，就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本身看，该原则本质上是刑事司法不能适用事后法或重法。其要义在于禁止适用"事后法"与"重法"，以有效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而法律的解释是法律规范得以顺利施行的器具，因而它本身只存在该工具质量是否合法、达标、应手的问题，并不存在事后法或重法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法"。事实上，实践中，司法机关大都是在遇到刑事棘手或疑难问题之后，才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检察院针对专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的。惟其如此，刑法才只规定司法上不得适用事后法，而不可能制定出不得适用事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规定来。也就是说，从刑法规定看，刑法司法解释不是《刑法》第12条的调整对象，司法解释因而不存在有无"溯及力"的问题。当然，无可讳言，实践中，很可能发生由于新的司法解释对"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等刑法白地规定的最新诠释，会扩大刑事法网圈，从而可能发生将过去未达起刑点的案件纳入犯罪圈之实例。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扩大并不必然产生重法的实质意义的后果。这是因为，无论是"数额较大"还是"情节严重"，都是相对于一定比例的社会危害性而言，因而币量面值的缩小或扩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货币实际价值含量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危害性的克减或升高。

这里说子数限制不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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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犯刑法就是犯罪，对吗?

不对。

犯罪行为的三要素违法性、有害性、社会性，三性结合才构成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必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犯罪的最基本标志。而且还要说明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刑罚当罚性是犯罪严重危害性以及刑事违法性的必然后果。而且具有触犯刑法行为的行为才可以算是犯罪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通过列举所侵犯的主要客体，揭示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各个方面的表现。

概括起来说，它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危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即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

2、危害国家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即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3、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4、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

扩展资料：

刑事处罚主要是人身罚和财产罚，但主体是人身罚。具体情况是：

一、主刑

1、管制：管制是指对犯罪分子不实行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依法由社区矫正的刑罚方法。是我国刑罚种类之—，属于主刑的一种。管制是最轻的主刑，是我国独创的一种刑罚。

按照刑法的规定：(1)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2)被判管制的犯罪分子，由社区依法矫正。(3)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必须服从有关规定；劳动中应同工同酬。(4)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宣布解除之。(5)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先期羁押的，1日折抵刑期2日。

管制刑的特征是：一是刑罚的最低档；二是不必投入特殊的改造场所，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三是劳动有报酬。四是羁押时间可抵刑期。

2、拘役：拘役，是剥夺犯罪人短期人身自由，就近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 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拘役是介于管制与有期徒刑之间的一种主刑。

3、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刑是剥夺自由刑的主刑，其刑罚幅度变化较大，从较轻犯罪到较重犯罪都可以适用。所以，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有期徒刑居于中心地位。

4、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终身自由，并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

5、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两种。死刑是我国刑罚中最重的一种，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执行的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权和政治权的刑法，因此，死刑是严格控制的。

二、附加刑

1、罚金：它是指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强制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从经济上对犯罪分子实行制裁的刑事处罚。罚金的适用对象是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某些故意犯罪。

人民法院对犯罪判处罚金有两种情形：一、单位犯罪。对单位犯罪，人民法院可以对单位判处罚金；二、犯罪分子。对犯罪分子处以罚金，可采用单处罚金和并处罚金两种方式之一。

2、剥夺政治权利：根据《刑法》第三章第七节各该条之规定，该附加刑对于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分子，以及对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适用；若独立适用则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的规定。

同时，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在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时候，应当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期限改为3年以上10年以下。

除此之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被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适用于主刑执行期间。

3、没收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八节，以及分则的相关规定，没收财产主要适用于犯罪所得巨大或者特别巨大的犯罪，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的刑罚，但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须的生活费用。

与此同时，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的或者应有的财产。另外，没收财产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

4、驱逐出境：驱逐出境是指强迫犯罪的外国人离开中国国（边)境的刑罚方法，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另外，军事法院在审理军人犯罪时，还可以依法作出剥夺荣誉称号或勋章的处罚

我国刑罚只能由刑法加以规定，除刑法以外，其他任何法律都无权规定刑罚体系。而且，刑种按照由轻到重的顺序加以排列，人民法院必须依法按照这些刑罚方法及条件、幅度、方式来判处刑罚。

百度百科-刑事处罚

村官收贿赂多少可以判刑

法律主观：

1.贪污受贿多少钱可以入刑 量刑数额提高到3万，3万以下也可追刑责。 司法解释明确，贪污、受贿数额满一万元、具有一定较重情节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贪污受贿的量刑数额则提高至3万元。 去年11月实施的《 刑法 修正案(九)》取消了 贪污罪 、 受贿罪 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 《解释》规定“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300万元以上。 最高人民 法院 刑二庭庭长裴*鼎表示，将贪污罪、受贿罪起点数额提高到3万元，并不意味着低于3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一概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数额与情节并重的立法精神，《解释》同时规定，贪污、受贿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即应追究刑事责任;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规定情节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2.贪官判死刑、死缓到底如何界定? 答：死缓是附条件的不执行死刑。 刑法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 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那么，死刑与死缓的适用原则到底是什么? 《解释》规定无期徒刑与死刑是两个不同刑种，为了更准确的适用死刑，《解释》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只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 “这就是说，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时，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裴*鼎说。 对于“死缓”，《解释》同时规定，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裴*鼎特别指出，死缓是附条件的不执行死刑，即在二年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依据刑法减为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 。 3.“终身监禁”到底怎么执行? 答：终身监禁一经作出不得 减刑 假释 ，不受服刑表现影响。 去年11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的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到底什么情形可以决定“终身监禁”?“终身监禁”能否执行到底?这些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次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一种执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 《解释》指出《解释》指出，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裴*鼎表示，《解释》明确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主要针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 此外，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以此强调终身监禁一旦决定，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 4.官员“身边人”敛财怎么办? 答：此次会议，两高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出界定，官员明知“身边人”收钱未退还，可定罪为受贿。 官员“身边人”腐败，“身边人”借着官员的关系大肆敛财该如何遏制? 《解释》规定为依法从严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贿赂犯罪，《解释》规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对有影响力的人 行贿罪 与受贿罪、 行贿 罪适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司法解释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水表示，这一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只要其知道“身边人”利用其职权索取、收受了财物，未将该财物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即可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 “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往往辩解其是在‘身边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后才知道的，并没有受贿故意，不构成受贿罪。”苗*水认为，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扫除了司法中的障碍，对国家工作人员规避法律的这种情况能给予有效打击。 5.官员“小贪不断”如何计算受贿额? 答：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官员多次收受小额贿款，但每次均未达到定罪标准的，该怎么算其受贿数额? 针对这种“小贪不断”现象，今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从两方面对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作出了规定。 1.一是针对小额贿款的问题，明确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据此，受贿人多次收受小额贿款，虽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但多次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二是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利事项不对应的问题，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据此，对那些小额不断、多次收受的财物，符合条件的也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6.贪官的赃款赃物怎么追缴? 答：追赃一追到底、永不清零，防止“因罪致富”。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 那么，贪官赃款赃物如何追缴，迟迟未能追缴上来怎么办? 《解释》强调为有效剥夺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这份新发布的司法解释强调，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裴*鼎说，追缴赃款赃物不设时限，一追到底、永不清零，随时发现将随时追缴。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万-春表示，对藏匿、转移赃款赃物的，要坚持一追到底的原则，避免出现以刑罚执行替代经济惩处的现象，防止“因罪致富”等不正常情况的出现。 7.如何让贪官不能在经济上占便宜? 答：明确贪污贿赂犯罪的 罚金 刑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和贿赂犯罪增设罚金刑，这意味着贪官不仅要坐牢，还得交罚金。那么，到底罚多少才能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解释》规定根据这次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的，应当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2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 ; 此外，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5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1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苗*水解释，贪污贿赂犯罪属于 经济犯罪 ，对贪利型犯罪有效利用罚金刑的惩罚性可以起到比执行自由刑更好的行刑效果，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此外，由于刑法条文仅规定判处罚金，没有具体适用标准，实践中可能出现各地裁判不一，量刑差距过大。统一规定罚金刑的裁量标准，有利于合理控制自由裁量刑罚幅度，起到规范量刑的作用。 8.贿赂犯罪的对象仅限于“财物”? 答：获得“财产性利益”也能判受贿。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贿赂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通过收受干股、合作投资、委托理财、赌博等方式，变相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这种隐蔽贿赂怎么惩罚? 司法解释的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万-春表示，贿赂犯罪的本质在于：权钱交易，根据刑法规定，贿赂犯罪的对象是“财物”，如何界定贿赂犯罪中的“贿赂”，关键在于对刑法中规定的“财物”应当如何理解和进行解释。 万-春解释，根据新的司法解释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9.坚持依法从严惩治腐败 据了解，该司法解释通篇体现了依法从严惩治腐败的精神。 一是严密刑事法网，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对 犯罪构成 要件作出扩张性解释，强化法律适用的针对性，严厉追究贪污、受贿犯罪行为。 二是严格刑罚适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定不同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统筹解决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掌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 (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 (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中国刑法

罪刑均衡原则的概念

罪刑均衡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和奴隶社会的等量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罪刑均衡思想最原始、最粗俗的表现形式。而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刑均衡则是由8纪启蒙思想家首先提出来的，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被为一项重要的刑法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从19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的崛起，传统的罪刑均衡原则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行为人中心论和人身危险性论的出现，保安处分和不定期刑制度的推行，使罪刑均衡原则在刑事立法上受到削弱和排挤。但是，由于罪刑均衡原则所蕴含的公正性始终是人类所追求的重要刑法价值内容。因此，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来看，尽管罪刑均衡原则在内容上有所修正，但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却是不容动摇的。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实际上包含了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刑罚的轻重与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体现的是报应观念，要求刑罚的轻重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也就是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而刑罚的轻重与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体现的是预防观念，要求刑罚的轻重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因此，我国刑法关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规定，反映了报应与预防相统一的刑法观念。当然，这种统一并非平分秋色，而是应当有所侧重，这就是以报应为主，以预防为辅。反映在刑法第5条的规定上，就是以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为主，以刑罚的轻重与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为辅。

二、罪刑均衡原则的立法体现

我国刑法除明文规定罪刑均衡原则外，在立法内容上也始终贯穿着罪刑均衡的思想。这一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表现是

（一）科学严密的刑法体系

我国刑法总则确定了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此一刑罚体系按照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各种刑罚方法相互区别又互相衔接，能够根据犯罪的各种情况灵活地运用，从而为刑事司法实现罪刑均衡奠定了基础

（二）区别对待的处罚原则

我国刑法总则根据各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例如对于防卫过当、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者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等等。此外，刑法总则还侧重于刑罚个别化的要求，规定了一系列刑罚裁量与执行制度，例如累犯制度、假释制度，等等

（三）轻重不同的量刑幅度

我国刑法分则不仅根据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建立了一个犯罪体系，而且还为各种具体犯罪规定了可以分割、能够伸缩、幅度较大的法定刑。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可以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犯罪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对犯罪人判处适当的刑罚。三、罪刑均衡原则的司法适用

根据罪刑均衡原则的基本要求，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情况，司法机关在贯彻这一原则时，应当首先解决下列问题：

（一）重视量刑活动

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均衡原则，首先必须纠正重定罪轻量刑的错误倾向，把量刑与定罪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对于量刑工作的重要性，存在着错误认识，认为：我国刑法对犯罪规定的量刑幅度颇大，因此，只要定性准确即可，至于多判几年或少判几年则无关紧要。基于这种认识，在处理上诉、申诉案件时，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即确属定性错误或量刑畸轻畸重的才予改判，而对于量刑偏轻偏重的，则维持原判。针对这种错误倾向，为了切实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必须提高审判机关和法官对量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作为衡量刑事审判工作质量好坏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标准，以此来检验每一个具体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

（二）纠正重刑主义

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均衡原则，还必须纠正重刑主义的错误思想，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观念。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深受封建刑法观念的影响，作为封建刑法思想重要表现之一的重刑主义传统，至今在一部分法官头脑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社会治安不好的时期，重刑主义观念表现得尤为突出。必须指出，重刑主义是一种野蛮落后的刑法思想，是与罪刑均衡原则直接对立的刑法观念。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重刑主义的危害，促使每一个法官都树立起量刑公正的思想，切实做到罚当其罪，不枉不纵。

（三）实现量刑平衡

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均衡原则，是否还应当纠正量刑轻重悬殊的现象，实现量刑平衡。按照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类似的案件在处理的轻重上应基本相同。但是，从我同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法院在对类似案件的处理上轻重悬殊的现象。时有发生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如果由不同的法院审理，甚至由同一法院不同的法官审理，最终判决的结果可能差别很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立法上的粗疏，也有司法活动中的没有统一标准可循，还有法官个人业务素质等各种复杂因素。为解决量刑不平衡的问题，应当进一步加强司法解释工作，为正确适用刑罚提供明确具有的标准。同时加强刑事判例的编纂工作，重视判例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此外，还应当改进量刑方法，逐步实现量刑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现实化。

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是启蒙时代的产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在《波斯人的信札》中提出，真正将罪刑法定上升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罪刑法定原则由两个基本方面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其二是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一个方面可称之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第二个方面，可称之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都有其各自的含义。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与约束刑罚权，防止滥用，保障人权的统一，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的正确的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两个方面的含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人权的维护，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真谛。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简单说来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罪要法定，刑也要法定”。由此派生出以下几个原则：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刑法的明确性。

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传统上认为是自然法理论、三权分立学说及心理强制说，但现在通说认为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思想，或者说是民主与自由。民主主义要求刑法法律主义，即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规定，不可滥刑。尊重人权意味刑法要保障人权，不致阻碍国民的自由行动，就必须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必须事先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的要求和体现。刑法的机能，站在国家的角度要打击犯罪，保护公众；站在公众的角度要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罪刑法定主义，一方面，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必须要依照法律定罪处罚，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障。所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机能的有机结合，它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保障人权。

罪刑平等原则的概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般原则。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刑法不平等的现象在现阶段还较为严重，为贯彻宪法规定，刑法第4条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罪刑平等原则。罪刑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就犯罪人而言，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规定的特权；不论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都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在定罪量刑时一视同仁，依法惩处。就被害人而言，任何人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当依法追究犯罪、保护被害人的权益；被害人同样的权益，应当受到刑法同样的保护；不得因为被害人身份、地位、财产状况等情况的不同而对犯罪人定罪量刑上有所区别

罪刑平等原则在刑法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定罪上的平等

定罪上的平等，是指任何人犯罪，无论其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应当受到刑事追究而不得例外。在我国社会，虽然消灭了法律特权，但由于封建特权思想还根深蒂固地存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基础还在一定程度上残存着，因而还有人藉其特殊的地位与身份逍遥法外，逃避法律制裁。因此，定罪上的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刑法再具体规定中都体现了定罪上的平等原则，例如刑法第6至第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刑法适用的空间范围。这些规定表明，只要实施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无论是在我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也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外，在适用我国刑法上一律平等，不存在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此外，我国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的规定，同样体现了罪刑平等原则，尤其是适应我国经济格局的变化，由过去仅重视对公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发展到对公私财产的同等保护。例如，将 1979年刑法第125条规定的破坏集体生产罪，修改为1997年刑法第276条规定的破坏生产经营罪，将保护范围从集体生产扩大到个体生产。

（二）量刑上的平等

是指犯相同的罪，除具有法定的从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以外，应当处以相同之刑。因此，量刑上的平等并非不考虑犯罪情节的绝对的同罪同罚。刑法第61 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一量刑原则体现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精神，同时也包含着对一切犯罪人都应当公正、平等地依法处刑的内容。

（三）行刑上的平等

行刑上的平等是指在刑罚执行上，应当受到相同的处遇，不因身份、地位而有所特殊。

以往论及罪刑平等原则，往往注重定罪与量刑上的平等，忽视行刑上的平等，这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行刑上的不平等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有些人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非法减刑和假释，极大地损害了判决的严肃性。为此，刑法严格地规定了减刑和假释的程序。刑法第79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这一规定，体现了行刑上的平等

三、罪刑平等原则的司法适用

罪刑平等原则不仅应当体现在立法中，而且应当贯彻在司法活动中。司法适用中贯彻罪刑平等原则，应当注意以下问题：（一）正确理解平等罪刑平等原则体现在司法适用上，是指依法裁量而使不同的人受到平等的待遇。当然，罪刑平等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同罪同罚，因此，在司法活动中应当正确地协调平等与差别的关系。平等并不完全否认差别，而恰恰是建立在对不同情况的正确区别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差别也就不可能存在平等。平等的要旨在于公正，只要是有助于实现刑法公正性的差别都是应当承认的，都不违背罪刑平等原则。

（二）反对封建特权。由于封建传统等级思想的影响，加之现实生活中多方面因素对公平执法的干扰，以及司法水平、司法意识和司法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应当承认，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刑法的适用有悖于罪刑平等原则的特权现象。坚持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就必须反对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做到只要是犯罪，就要平等地适用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予以惩处，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法人贪污多少钱可以判刑

法律主观：

1.贪污受贿多少钱可以入刑 量刑数额提高到3万，3万以下也可追刑责。 司法解释明确，贪污、受贿数额满一万元、具有一定较重情节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贪污受贿的量刑数额则提高至3万元。 去年11月实施的《 刑法 修正案(九)》取消了 贪污罪 、 受贿罪 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 《解释》规定“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300万元以上。 最高人民 法院 刑二庭庭长裴*鼎表示，将贪污罪、受贿罪起点数额提高到3万元，并不意味着低于3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一概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数额与情节并重的立法精神，《解释》同时规定，贪污、受贿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具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即应追究刑事责任;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规定情节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 2.贪官判死刑、死缓到底如何界定? 答：死缓是附条件的不执行死刑。 刑法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 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那么，死刑与死缓的适用原则到底是什么? 《解释》规定无期徒刑与死刑是两个不同刑种，为了更准确的适用死刑，《解释》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只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 “这就是说，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时，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裴*鼎说。 对于“死缓”，《解释》同时规定，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裴*鼎特别指出，死缓是附条件的不执行死刑，即在二年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依据刑法减为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 。 3.“终身监禁”到底怎么执行? 答：终身监禁一经作出不得 减刑 假释 ，不受服刑表现影响。 去年11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的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到底什么情形可以决定“终身监禁”?“终身监禁”能否执行到底?这些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次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一种执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 《解释》指出《解释》指出，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裴*鼎表示，《解释》明确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即主要针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 此外，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以此强调终身监禁一旦决定，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 4.官员“身边人”敛财怎么办? 答：此次会议，两高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出界定，官员明知“身边人”收钱未退还，可定罪为受贿。 官员“身边人”腐败，“身边人”借着官员的关系大肆敛财该如何遏制? 《解释》规定为依法从严惩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贿赂犯罪，《解释》规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对有影响力的人 行贿罪 与受贿罪、 行贿 罪适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司法解释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水表示，这一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只要其知道“身边人”利用其职权索取、收受了财物，未将该财物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即可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 “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往往辩解其是在‘身边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后才知道的，并没有受贿故意，不构成受贿罪。”苗*水认为，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扫除了司法中的障碍，对国家工作人员规避法律的这种情况能给予有效打击。 5.官员“小贪不断”如何计算受贿额? 答：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官员多次收受小额贿款，但每次均未达到定罪标准的，该怎么算其受贿数额? 针对这种“小贪不断”现象，今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从两方面对受贿犯罪数额的计算作出了规定。 1.一是针对小额贿款的问题，明确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据此，受贿人多次收受小额贿款，虽每次均未达到《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但多次累计后达到定罪标准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二是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利事项不对应的问题，明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据此，对那些小额不断、多次收受的财物，符合条件的也应当一并追究刑事责任。 6.贪官的赃款赃物怎么追缴? 答：追赃一追到底、永不清零，防止“因罪致富”。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 那么，贪官赃款赃物如何追缴，迟迟未能追缴上来怎么办? 《解释》强调为有效剥夺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这份新发布的司法解释强调，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裴*鼎说，追缴赃款赃物不设时限，一追到底、永不清零，随时发现将随时追缴。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万-春表示，对藏匿、转移赃款赃物的，要坚持一追到底的原则，避免出现以刑罚执行替代经济惩处的现象，防止“因罪致富”等不正常情况的出现。 7.如何让贪官不能在经济上占便宜? 答：明确贪污贿赂犯罪的 罚金 刑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和贿赂犯罪增设罚金刑，这意味着贪官不仅要坐牢，还得交罚金。那么，到底罚多少才能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解释》规定根据这次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的，应当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2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 ; 此外，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5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1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苗*水解释，贪污贿赂犯罪属于 经济犯罪 ，对贪利型犯罪有效利用罚金刑的惩罚性可以起到比执行自由刑更好的行刑效果，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此外，由于刑法条文仅规定判处罚金，没有具体适用标准，实践中可能出现各地裁判不一，量刑差距过大。统一规定罚金刑的裁量标准，有利于合理控制自由裁量刑罚幅度，起到规范量刑的作用。 8.贿赂犯罪的对象仅限于“财物”? 答：获得“财产性利益”也能判受贿。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贿赂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通过收受干股、合作投资、委托理财、赌博等方式，变相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这种隐蔽贿赂怎么惩罚? 司法解释的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万-春表示，贿赂犯罪的本质在于：权钱交易，根据刑法规定，贿赂犯罪的对象是“财物”，如何界定贿赂犯罪中的“贿赂”，关键在于对刑法中规定的“财物”应当如何理解和进行解释。 万-春解释，根据新的司法解释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9.坚持依法从严惩治腐败 据了解，该司法解释通篇体现了依法从严惩治腐败的精神。 一是严密刑事法网，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对 犯罪构成 要件作出扩张性解释，强化法律适用的针对性，严厉追究贪污、受贿犯罪行为。 二是严格刑罚适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定不同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统筹解决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掌握。 读者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帮助，欢迎到网进行 法律咨询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原文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的通知

（2007年8月28日　法发[2007]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贯彻执行。

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

为进一步严格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正确贯彻党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职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根据第五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当前刑事审判工作实际，作出如下决定。

一、充分认识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刑事审判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刑事审判工作，在党***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忠实履行审判职责，正确执行刑事法律，依法惩处刑事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刑事审判制度改革，不断提高刑事司法水平，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保障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刑事审判工作取得了新成就和新进展。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牢固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努力践行“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全面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有力惩罚犯罪，强化人权司法保护，保证了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刑事审判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切实加强监督指导，促进了刑事司法统一。不断深化刑事司法改革，刑事审判制度逐步完善。稳步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刑事审判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3．刑事审判工作的历史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历程，必须坚持以下基本经验：

——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依法办案，维护法律权威。

——必须坚持遵循司法规律，既要依法惩罚犯罪，又要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全面发挥刑事审判职能。

——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善于借鉴人类司法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必须坚持服务大局，做到执行刑事法律与赁彻刑事政策紧密结合，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保证刑事审判工作的社会主义正确方向。

4．新的形势对刑事审判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人民法院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繁重。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对刑事审判工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5．刑事审判工作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具备现实的有利条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各项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目标和任务，强调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共中央对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作出重要决定，优化了司法环境，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刑事审判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有利于维护法制统一，为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6．充分认识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刑事审判担负着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安定的司法职能，是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重要保证，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正视面临的复杂形势，勇于应对挑战，准确把握历史机遇，振奋精神，锐意进取，狠抓各项工作任务和措施的落实，不断开创刑事审判工作的新局面。

二、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7．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和“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继续深化刑事审判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罚犯罪，依法保障人权，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8．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一项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在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新时期的继承、发展与完善。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核心是实行区别对待，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在新形势下，必须更加注重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和犯罪的具体情况，依法准确惩罚犯罪，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效果良好，以打击、孤立极少数，教育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

9．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既要充分发挥刑事审判惩罚犯罪的职能作用，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又要把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权贯穿于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通过公正、文明的办案活动，保障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依法行使各项诉讼权利，保证被告人受到合法、公正的审判，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究。切实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依法保障被害人民事赔偿权利，做好被害人的安抚上作。积极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不断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水平。

10．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统一。严格按照法定的原则和程序开展刑事审判活动，依法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公正适用刑罚。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追求的目标。要将实体公正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价值取向，将程序公正作为实现这一价值取向的根本保障，坚持两者的有机统一。

11．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兼顾刑事诉讼效率。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必须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兼顾诉讼效率，效率必须服从质量。严格遵守案件审理期限的法律规定，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办案效率，防止案件久拖不结。

12．坚持依法独立审判，保证裁判公正。严格执行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公正审理刑事案件。正确理解、切实贯彻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国家刑事法律。

13．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裁判原则。确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认定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特别是影响定罪的关键证据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结论的，要依法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14．坚持罪责刑相适应，量刑适当。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做到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轻重适度，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不枉不纵。既要保障法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也要注意总结审判经验，完善制度和机制，加强指导和监督，确保量刑均衡，维护司法统一。

三、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

15．继续坚持依法严厉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始终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首要任务，积极参加各种专项斗争，突出打击重点，针对特定时期比较突出的某一类或某几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惩罚，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判处，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在法定期限内努力提高办案效率。

16．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依法严厉惩处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保障社会安定。依法严厉惩罚毒品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组织卖*等犯罪、依法打击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以及开设赌场、聚众赌博和网络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17．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严惩处金融、财税、证券、期货等领域内的严重犯罪，依法惩治生产活动中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坚决打击制售伪劣商品、走私、侵犯知识产权等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依法惩处重大环境污染、非法采矿、盗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等各种危害环境和破坏资源犯罪，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18．依法从严惩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依法严惩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准确适用法律，促进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深入开展。

19．继续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对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通过适用缓刑、适时减刑、假释等措施，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积极探索健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机构，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

20．严格依法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准确把握减刑、假释的条件和标准，进一步改进和规范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方式。对服刑人员符合法定假释条件，假释后监督管理条件具备的，依法适用假释，促进罪犯改过从新。

21．坚持贯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贯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围绕刑事审判活动，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把打击、预防、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各项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22．加强司法建议工作。针对审判中发现的容易诱发犯罪的隐患和管理漏洞，积极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出司法建议，重视反馈意见，注重建议实效，促进有关部门和单位健全制度，加强管理，预防和减少犯罪。

23．加强刑事审判的法制宣传。把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结合起来，注重组织群众旁听刑事案件开庭审理，特别注意继续做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旁听工作，接受监督，增进了解。通过公开审判、庭审直播等形式，以案讲法，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四、确保刑事审判质量与效率

24．坚持贯彻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始终坚持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和程序法定、审判公开、“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等原则，充分体现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刑事司法规律的基本要求，确保刑事审判严格依法进行。

25．依法准确定罪量刑。对审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特别是新类型案件，严格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被罪的界限，做到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准确定罪，依法公正裁判。对符合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判处；对不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宣告无罪。在准确定罪的基础上，依法科学、适度裁量刑罚。对疑难复杂案件，慎重下判。

26．依法正确适用量刑情节。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以及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严厉惩处；对轻微犯罪以及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予以从宽处罚；对于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也要依法予以考虑；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27．依法正确适用非监禁刑。对轻微犯罪以及初次犯罪、偶然犯罪、过失犯罪等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依法从宽处理，尽可能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具备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配合做好社区矫治工作，加强教育、感化、挽救、改造，促进重新回归社会。

28．重视运用非刑罚处罚措施。要注意发挥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教育惩戒作用。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建议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

29．加强财产刑的适用和执行。注重发挥财产刑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作用，依法适用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剥夺其重新犯罪的条件。加大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尽可能减少国家和被害人的损失。加强刑事审判庭与执行机构的协调配合，逐步将财产刑的执行工作纳入人民法院的统一执行体系中，真正将财产刑的执行和赃款赃物的追缴落到实处。

30．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严格实行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刑事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进一步提高庭审质量，注重把庭审作为查清案件事实、证据的主要渠道，真正通过庭审解决事实、证据认定中的疑点问题，法律适用中的难点问题。进一步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强化说理性，详细阐明裁判理由，辨法析理，增强裁判的公信力。

31.严格证据采信制度。认真审查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健全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落实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措施，加强对证人、鉴定人的人身保护。

32．依法充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依照有关规定积极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方式，简化相关案件裁判文书的制作，不断提高刑事审判效率。

33．充分发挥审判组织的作用。合议庭要在审查和认定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全面负起责任，认真审查把关。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审理案件，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利，要保证依法履行职责。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要认真听取合议庭关于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的意见，审慎研究，正确决定。院长、庭长必须依法履行监督、审核职责，保证审判组织公正、高教审判案件。

34．加强刑事审判质量管理。建立符合刑事审判规律和特点的刑事案件质量考核体系，实行科学、有效的审理质量管理制度，保证案件审理依法进行，确保审理的每一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35．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健全刑事案件审判流程管理的各项制度，严格审判各个环节的责任，做到权责分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件审理期限的规定，完善防止超期羁押的审理工作机制，严格审限管理，严禁超期羁押，保证案件依法及时审判。

五、深化刑事审判制度改革

36．推进刑事审判制度改革。认真落实《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对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各项措施，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从解决群众关心的司法公正和效率问题入手，不断提高刑事司法能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刑事司法制度。

37．深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进一步完善刑事一审、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确保刑事案件依法规范审理。改革和完善刑事庭前程序，明确庭前程序与庭审程序的不同功能，推动和规范庭前证据展示等活动，继续深化庭审改革，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效果。

38．重视做好调解工作。加大对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力度，尽可能促进当事人和解，力争轻罪案件一审终了。注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民事调解，尽最大努力调解解决赔偿被害人损失，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39．研究制定刑事证据规则。规范举证、质证、认证活动；规范和完善刑事鉴定制度，健全和强化对认定案件事实和量刑有关键作用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并积极探索健全相关配套措施；规范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程序、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完善刑事证据制度。

40．改革完善审判指导制度和法律统一适用机制。针对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规范性文件，明确适用范围和标准；制定死刑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的量刑指导意见，建立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探索建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及时发布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问题上具有指导意义的典型、疑难或者新类型的刑事案例，理论联系实际地准确诠释刑事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提供有针对性、权威性的业务指导与参考。

41．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审判委员会审理、决定案件，可以采取审判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合议庭或者旁听合议庭庭审等形式，更好地体现其作为审判组织的特征。

42．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对因犯罪行为导致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提供适当的经济资助，努力使被害人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六、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

43.必须高度重视死刑案件的审判。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准确惩治犯罪，慎重适用死刑，统一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案件审判质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44.坚持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正确处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与依法严厉惩罚严重刑事犯罪的关系。充分考虑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和公众的接受程度，对那些罪行极其严重，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罪证确实充分，必须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45．贯彻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刑事政策。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件等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注重发挥死缓制度既能够依法严惩犯罪又能够有效减少死刑执行的作用，凡是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一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46．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审理死刑案件。提高死刑案件第一审、第二审的质量，切实把基础工作做好。

——第一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死刑案件，应当切实做到所有事实、证据的认定都必须经过庭审质证、认证，切实保证查清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科学裁量刑罚。

——第二审人民法院认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所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都必须经过开庭审理，针对抗诉、上诉的理由，突出重点，确保取得预期的效果。严格执行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全程录音录像的工作要求。

——第一审人民法院和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合议庭应当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审理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对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应当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审理决定。

47．严格依法复核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对原审裁判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诉讼程序进行全面审查。合议庭成员应当阅卷，并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对证据有疑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到案发现场调查。认真听取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提出的意见，辩护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原则上要讯问被告人，切实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

48．公正、及时地审判死刑案件。切实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把每一起死刑案件都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定罪的证据确实，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有疑点的刑事案件，处刑时应该予以考虑。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审理死刑案件的效率。

49．切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对于因判处死刑或者不判处死刑而引发的缠诉、上访和群体性过激事件，要紧紧依靠党委，积极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认真听取来访人的诉求，及时做好疏导、安抚、制止工作，防止事态扩大。建立死刑案件上访闹访应急处置工作机制，上下级法院要及时通报情况，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当地，切实维护司法权威，确保社会稳定。

七、加强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50．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审判实践经验，针对刑事审判工作中具有全局性、普遍性，典型性的新情况、新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掌握客观、真实的素材、数据、案例，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研究，提出建设性的、前瞻性的、符合实际的对策和建议，注重调研成果转化为规范性指导文件。

51．加强司法解释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各地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通过适时制定司法解释，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努力做到不同地区法院对同类案件裁判结果基本一致和不同法院对同一法律适用意见基本一致，保证准确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统一。

52．切实加强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指导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措施，改进指导方式，着眼于提高办案质量和水平，统一和规范办案标准和程序。规范下级人民法院向上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制度，除法律适用问题外，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不得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

53．加强对重大、敏感、社会关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报告制度的要求，及时逐级向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监督指导，及时掌握案件进展，帮助解决审判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严格依法审判，保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54．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积极探索提高监督质量和效率的方法，健全刑事审判的内外监督机制，改革和完善审判监督。进一步提高刑事审判监督的有效性、准确性、权威性。做好刑事案件审查申诉、再审工作，依法受理刑事申诉案件，及时妥善处理当事人的申诉。坚持依法纠错，确保再审质量。加强刑事赔偿工作，切实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55．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依据宪法和监督法自觉接受监督，依法认真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人民法院的工作及专项工作，严格按照决议的要求执行；接受执法专项检查并认真进行整改；接受询问和质询；执行司法解释备案制度。

56．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监督。自觉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认真审理抗诉案件，对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有不当，抗诉理由成立的，依法予以改判。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均可列席会议。

57．正确对待舆论和社会各界监督。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社会各界包括新闻舆论的监督，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进一步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规范和加强案件发布制度，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注重宣传的社会效果，通过媒体广泛准确及时地传播审判活动的信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对审判程序和结果的了解，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为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八、加强刑事审判队伍建设

58．充实加强刑事审判力量。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不断充实政治可靠、作风正派、专业水平高和业务能力强的人员从事刑事审判工作。选调刑事法官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于不适合人员要坚决予以调整。要保证刑事审判人员在法院工作人员中的适当比例，注意保持刑事审判队伍尤其是业务骨干的稳定。

59．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进一步增强刑事法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断提高职业道德素质，培养刚正不阿、实事求是、严谨细致、廉洁自律的优良作风和品格。

60．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刑事法官应当加强学习，努力钻研刑事法律，准确掌握刑事政策，关注法学理论的前沿动态，注重司法经验的积累和交流，不断提高法学理论水平和驾驭庭审、适用法律和判决说理等司法能力和水平。有计划地组织业务学习和专业培训，刑事法官每年接受培训的时间累计不少于15天。对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高级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进行集中培训，每3年轮训一次。

61．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建立健全队伍管理制度体系，逐步形成纪律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强职业修养，约束言行举止，严格审判纪律，改进司法作风，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着力培养刑事法官严谨求实、公正司法、无私奉献的职业操守，不断提高职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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