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有机会参与这个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什么意思问题集合的讨论。这是一个多元且重要的话题，我将采取系统的方法，逐一回答每个问题，并分享一些相关的案例和观点。

牟平本地英雄人物的故事

刘宠

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渫受封为牟平侯，他的子孙就成了牟平 县人。刘宠曾因“明经”被推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有仁惠之政。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在会稽郡时，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正绩卓著。后被升职入京，山阴县（会稽郡的首县，即今浙江绍兴县）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了百文钱赠送他。他不肯接受，只是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因此，后人称他为“一钱太守”。刘宠入京后，历任宗正大鸿胪、司空、将作大匠、司徒太尉等职。有一次，他出京到外地去，路经亭舍想进去休息一下，官亭舍的小官拒而不纳，说：“我们这里特意整顿洒扫一番，专门等待刘宠大人到来。你有什么资格来住呢！”刘宠听了，一言不发，悄然离去。当时人们听到这件事，都称颂他是一位忠厚的长者。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宠被免职返回乡里。后以老病卒于家中。清初，监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邑人杨维乔在莒岛刘宠墓前题诗：“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特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刘宠清廉简朴的美德，载在《后汉书·循史传》，被奉为楷模。清代著名文人、恩贡宋克智诗中曾写到：“冷落东牟汉室亲，坚持清节作名臣，到今千有余年后，占得五乡第一人。”

张惠

字天泽，养马岛西张家庄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任陕西咸宁知县，升工部主事，抽分芜湖。廉洁无私，丝毫不苟。由郎中升河南彰德府知府，奏请割除临漳王府、镇国将军禄米德1/3，处分他的7名家人，将其发往边疆。但张惠也因而遭到排挤，降职为河东盐运司同知。他气愤之极。得病去世。

孙德运

（1917～1938），姜格庄镇林北村人。民国25年（1936）加入中国***，任《复兴日报》编辑。次年12月，任胶东特委军政委员会委员。民国27年（1938），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组织科长，三军三路前委委员、特派员（政委），八路军胶东第五支队党务委员会书记。民国22年（1933）于烟台志孚中学读书，参加了进步的学生读书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民国25年（1936）4月前后，孙德运协助李丙令在志孚中学秘密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成立胶东地方“民先”队部。他回到家乡，在乡亲、朋友、同学中发展“民先”组织。同年夏，他以《复兴日报》编辑的身份，采写、编发了大量稿件，教育团结人民，揭露打击敌人。他还组织“民先”队员，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撰写文章，手抄散发，抨击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同年12月，特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他离开报社，回到家乡，在农民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民国26年（1937）12月24日，他参加了文登天福山武装起义。行军时，身患重病的孙德运却将坐骑让给伤病员，规定的保健饭也婉言谢绝。民国27年（1938）11月15日，他于掖县城伏案拟稿，文件只起草了一半，便停止了呼吸。病逝时，他右手捏着毛笔，左手握着一块玉米面饼子。时年21岁。

刘宠的介绍

刘宠（生卒年不详），字祖荣。东莱牟平（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人。东汉大臣，汉室宗亲，为西汉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年轻时跟随父亲刘丕学习，因通晓经学被举荐为孝廉，出任东平陵县令，有仁惠之政。之后连续担任豫章、会稽太守。在会稽郡时，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被升职入京，山阴县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了百文钱赠送他。他不肯接受，只是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因此，被后人称为“一钱太守”。其后历任将作大匠、宗正、大鸿胪等职，更两次担任司空，一次任司徒、太尉，每次罢官后都回到家乡，最后得以寿终。（概述内来源1）

三国孙权连杀父仇人都不顾，也要除掉山越人，为什么？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孙权率军围攻盘踞在夏口（今湖北武昌）的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之际，吴军莫名撤退了。给黄祖送上神助攻的是山越人。很显然，“山越复动”比黄祖更具杀伤力。

孙权置杀父仇人于不顾，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山越人，有什么来历呢？

从百越到山越

“山越”初现，就上了汉末三国的“热搜”。《三国志-吴书》共20卷，有“山越”记载或注释的就有14券。《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 夤击破之”。这是有关“山越”的最早记录。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认为：“山越，寇扰郡县，盖自此始。”

事实上，山越人和先秦生活东南地区的东瓯、闽越、于越以及其他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越人支系众多，文化各异，有“百越”之称。《汉书》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秦灭楚的同时，也降服了越人。通过强迁原住民、安置外来户的方法，有效控制当地越人。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瓯不愖闽越的武力胁迫，东瓯王“请举国徙中国， 乃悉众来处江淮间”。元封元年 (公元前110年 )，闽越灭亡，武帝动用军队强制闽越人迁入江淮流域。三次大规模迁移后，造成“东越地遂虚”的局面。

北宋地理着作《太平寰宇记》谈到东瓯徒居江淮时，称：“后有遁避山谷者颇出， 立为冶县， 属会稽郡”。可见东南地区仍有少数越人安土重迁，避居山区。两汉期间，“山民愿朴，仍有白首不入市井者”。胡三省评价：“山越本也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原来山越是古时“百越”的后裔。

从“宗伍”到“宗民”

相较中原文化，山越人有着自己的特点。久居深山的山越人形成以宗族为单位、冠以“宗”、“宗伍”、“宗部”之名的社会组织，其首脑称为“宗帅”、“渠帅”或“大帅”，下层民众则以“宗民”自居。

《三国志-吴书》中，山越有名有姓的山越上层人物共有49个人，分为33个姓，其中以海西强族严白虎、陵阳豪强祖郎、会稽宗帅播临、剡县大姓斯从等为代表。各宗人数小到“数千人”，大到“万人”，呈现广分布、小聚集的特点。山越上层阶级和普通山越人结成利益共同体，既掌握了宗族内的权利，又代表了山越的整体利益。

东汉末期，社会动荡不安，人口快速增长，生存压力倍增，不少汉人“逋亡宿恶，醎共逃窜”，逃进深山，无形中壮大了山越的势力，而官府的苛政同样波及山越人，“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竞夕，民不得安”。在严峻的现实下，山越人在沉寂近四个世纪后，暴走发飚，对接盘的东吴政权构成巨大的威胁。

从镇压到安抚

日渐强大的山越存在着不确定性，促使孙吴不得不将“南破山贼”和“北走董卓”相提并论。曹操、袁绍等人曾拉拢山越首领，“扇动山越，作为内应”，外加自身“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原住民山越和外来户孙吴较上了劲，双方形成了竞争关系。对此，陈寿在《三国志》中精准地点评：“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

孙吴对山越采取了“镇抚”两大法宝。“镇”就是武力镇压，孙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上文开头提到的那场战争，孙权回师后，派遣韩当、周泰、吕蒙、程普等名将分头讨伐，仅贺齐就斩杀6000名山越人。

据《三国志》显示，孙吴自200年对山越用兵，时间跨度长达42年。统兵将领多达40位，老、中、青三代齐上阵，几乎涵盖了孙吴所有高级将领，甚至孙策和孙权也曾亲自讨伐过山越，足以证明孙吴对山越的重视程度。

“镇”的同时，还需要“抚”。孙权“拜（诸葛）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诸葛恪上任后，严守疆界，屯居不出。在“旧谷既尽，新田不收”之际，他“纵兵芟刈，使无遗种”，导致“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另一位老将黄盖任丹阳都尉期间，“抑强扶弱，山越怀附”。刘宠任会稽太守时，“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孙权镇抚并重，孙吴和山越之间的矛盾大为改观，成就一方霸业。

从对抗到融合

对抗不是主流，融合才是趋势。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陆逊提出：“方今英雄棋踌，豺狼窥望，克故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孙权采纳他的建议，推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策略，孙吴和山越的关系步入了新的阶段。

孙吴在赤壁和夷陵两次大战中，曾经的心腹之患山越并未“趁你病要你命”，表明双方关系渐趋融洽。赤壁之战中，黄盖写给曹操的诈降信中声称：“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说明山越人多势众且骁勇善战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据《三国志-吴书》的不完全统计，在23万吴军中，山越人就有10万，数量之多，令人咋舌。终孙吴一代，在山越聚居区建立了10个郡，山越人纳入了封建徭役制度，补户总数超过20万户。孙吴的孙亮、孙休、孙皓三世，《三国志》仅有3处提及山越，说明汉末三国时期山越人活动趋向沉寂。

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吴都赋》中称赞太湖平原沃野“畛畷无数，膏腴兼倍”.东晋史学家孙盛在《晋阳秋》统计：“吴国有五十二万三千户，男女共二百三十余万人，兵二十三万，舟船五千余艘，国库积谷二百八十万斛。”其中就包括山越人的贡献。山越人在与汉人相处的过程中，出山定居，彼此通婚，不仅有利于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还有利于自身生产力提升。孙吴和山越的融合，取得了互利双赢的效果。

三国后，山越人不甘于寂寞，屡刷存在感。南梁末年，“山越深险， 皆不宾服”，会稽太守陈霸先率兵平定。隋初，仍有“讨平山越， 驰驿奏闻”的消息传出。唐贞元年间，“山越为乱， 陷州县”，浙东观察使裴肃率州兵一举荡平。时至宋朝，绍兴一带“省民山越， 往往错居”。自宋以后，活跃了七个世纪的山越人踪迹难觅。总之，来无踪、去无影的山越人，无疑是煎熬孙权的“眼中钉”和“肉中剌”。

大家来帮忙！！！古代有那些像海瑞一样的清廉的官啊！

很多，

子罕，公仪休，刘宠，杨震，包拯。

不贪为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以不贪为可贵、崇高，也表示廉洁奉公。

这个成语来源于《左传.襄公十五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

宋国有人得了块玉，拿去献给当权的大官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给做玉器的师傅看过，说是件宝物，才敢贡献的。”子罕道：“你的宝物是这块玉，我的宝物是‘不贪’；我若是收下你这块玉，你和我的宝物岂不都丧失了吗？还不如各人留着各自的宝物好啊！”

那人听后跪下磕头，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藏着这么贵重的宝物，实在不安全，献给您也是为了自家的平安啊！”子罕于是在本城找个地方让其住下，介绍加工买卖玉石的商行帮他把玉琢磨好，卖了个好价钱，然后让他带着钱回家做老板去了。

念楼曰 鲁襄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五七年，距今已二千五百五十八年。那时的大官对来行贿者的态度，比今之成克杰、胡长清辈为何如？亚里士多德云：“德性生于天成，成于习惯。”若不相信人性越来越坏的说法，那么社会习惯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风气”，影响可就太大了。

《左传·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公仪休

常常见人在文章中感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觉悟怎么还没有某某古人高呢？我对这种感叹向来就不以为然，所谓“觉悟”，指的是一个人由模糊而认清，由迷惑而明白，都是就具体的人对具体的事而言的。相对于某件具体的事情的认识，今人并不一定就比古人高明。不信，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一个公仪休拒鱼的故事: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这个公仪休在饮食方面最大的爱好就是吃鱼。一日，就有人投其所好给他献上了一条鱼。按咱们今人的“理解”，一个堂堂相国，收人一条鱼算什么，让人直接拎到厨房去得了。可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老人家竟然坚决不受。他的弟子们都劝他，你老人家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如今人家送上门来了你怎么反而不要呢？公仪休解释说:“我正是因为喜欢吃鱼，才坚决不接受这条鱼的。你们想，如果我今日收下了这条鱼而导致有朝一日丢了相位，虽然我喜欢吃鱼，却再也不能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如果我不收这条鱼，保住自己的相位，就能够长久地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

就公仪休拒鱼这件事来说，这公仪休相国的“觉悟”还真比今天的有些“人民公仆”高。(换成今天的某些领导，你那条大鱼就是用纯金打造的他也敢收！)公仪休的“觉悟”之高，首先高在他的明智上。

“鱼我所欲也，相位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相位也。”公仪休在拒鱼时念没念叨这段话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公相国终究为自己的前程果断克制了爱鱼之念，他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明智的。无论今人古人，总有许多人一旦利益障目，就变得是非不明鼠目寸光，被眼前利益牵着鼻子走，以致做了眼前利益的牺牲品。而公仪休始终没忘记凡事要权衡利弊得失，懂得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贪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道理。公仪休面对眼前利益的清醒和明智，和今日官场那些一朝大权在握，便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谋私，迫不及待大捞特捞，最终身败名裂、身陷囹圄的短视之徒相比，是不是要胜出多多？

公仪休的“觉悟”更体现在他老人家对法制对规则的敬畏上。实事求是地说，公仪休并不是不爱人家送上门来的这条鱼，他之所以没有收下这条送上门来的不义之鱼，是因为他不愿意冒丢官弃职的风险；也就是说，作为相国的他还有所畏惧。收下一条鱼，也许还不至于被免官去爵，公仪休却把它看作是对法制和规则的破坏。有了这样的开头，以后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正是对法制和规则的敬畏，促使公仪休行事谨慎，利益当头时能三思而行，自觉用法制和规则来约束自己。“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公仪休于此论大概是深有体会的。“欺公”的人也许能得逞于一时，却往往难有善终。“惧法”的人也许会有诸多的牵绊，却能生活得坦坦荡荡，不必时时惧怕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种种诱惑，最终顺利绕过人生路上诸多私欲的陷阱。

今人说的“觉悟”，常常与“阶级”结合起来，被想当然地加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仿佛一说“觉悟”，就上升到了高尚的人格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高度。如此一来，当然就以为今人的“觉悟”要比古人高了。其实，在共产主义道德还只是一种美好追求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应回到“觉悟”的本义上。做到不被眼前利益蒙蔽心灵、敬畏法律和规则是最高的“觉悟”。

刘宠

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青年时期，刘宠因“明经”被举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政绩有声。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升职入京，山阴县(会稽郡首县，今浙江绍兴)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百文钱赠他。刘宠不肯接受，只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以作纪念，后人便称他为“一钱太守”。清代监察御史杨维乔在诗中写道：“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特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刘宠入京后，历任宗正大鸿胪、司空、司徒太尉等职。一次他出京到外地，路经亭舍，想进去休息片刻，管亭舍的官吏拒而不纳，说：“我们这里特意整顿洒扫一番，专门等待刘宠大人的到来，你有什么资格来住呢!”刘宠听了，一言不发，悄然离去。时人称颂他是一位忠厚长者。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刘宠被免职，返回乡里。后卒于家中，葬牟平莒岛(现养马岛)。其一生清廉俭朴，在《后汉书·循吏传》中被奉为楷模。清代著名文人宋克智在诗中写道：“冷落东牟汉室亲，坚持清节作名臣。到今千有余年后，占得吾乡第一人。”

无私无畏的杨震

提起东汉人杨震，不少人感到陌生，有些人只是对他的却金“四知”熟悉。这个史料，在反腐败的文章里是经常被引用的。

还是从这个史料入手，来认识杨震吧。杨震在出仕东莱太守期间，因公务途径昌邑。县令王密本是荆州的茂才，曾得到杨震的推荐。这天已夜里，王密谒见杨震时，从怀里取出金10斤相赠。杨震毅然拒绝，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还是推却不受，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见他如此廉正挚诚，只好羞愧地出门而去。

杨震是宏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曾执教讲学20余年，年50始出仕，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他是大器晚成，虽50岁才当官，但官运亨通。按说，这么大的年纪才当上官，是很不容易的，用今天某些贪官的话讲，有权不用就会过期作废。但他却为政清廉，无私无畏，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直至被诬自杀。

在廉洁方面，却金说“四知”，只是杨震不接受私人馈赠的一个例子。是不是他的薪水很高?非也。杨震的生活并不富裕，他的家人，经常吃青菜和粗粮，出门皆以步代车。亲朋故旧诚意劝他，要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趁当官之际开办私人产业，从中牟取利润。但是，杨震始终没有同意。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意思是不给子孙购置产业，而是留下了清白廉正的名声，不也是十分丰厚的遗产吗！

无私方能无畏。尽管杨震谓位列三公，但他从不阿谀权贵，也不愿慷公家之慨去讨好他人，而是正色当朝，纠偏纠妄。汉安帝的奶母王圣，仗着抚养安帝有功，不但自己为非作歹，而且怂恿女儿佰荣在宫里恣意骄*，行贿受贿。杨震为此上疏安帝，要求“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佰荣，莫使往来”。但是，由于安帝的屁护，王圣阿母和女儿佰荣更是肆无忌弹。佰荣又与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瓌私通。刘瓌娶佰荣为妻以后，也因而得以袭刘护之职而擢位侍中。对此，杨震义愤填膺，再次上疏诤谏，指出刘瓌拜官封侯“不合经义”，要求将侍中之位传袭给刘护的同母弟刘威。但安帝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在中常侍樊丰和侍中周广、谢恽等人的煽动下，为王圣阿母大修第宅。

延光三年，樊丰等人趁安帝东巡泰山的机会，伪诏争相修建住宅。不久，樊丰等人听说杨震在调查此事，害怕真情泄漏，便共同造谣中伤杨震，又奏请安帝收回杨震的太尉印绶，将他遗返原籍。当杨震行之城西几阳亭时，慷慨地对子侄和随从们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家次，勿设祭祠。”说罢，饮鸩酒而死，年70有余。可以说，杨震的自杀，不是自身有罪的畏罪自杀，也不是走投无路的无奈自杀，而是以自己的死来抗争社会的不公。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顺帝时，杨震得到平反。朝廷为嘉奖他的忠贞，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今陕西潼关关西大道北），并立于石上，其碑至今犹存。杨震虽然已死了1876年了，但他和他的却金“四知”，仍被世人所传颂。

参考资料：

谁知道3个以上廉洁人物的故事

子罕，公仪休，刘宠，杨震，海瑞

“以不贪为宝”的子罕

宋国有人得了块玉，拿去献给当权的大官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给做玉器的师傅看过，说是件宝物，才敢贡献的。”子罕道：“你的宝物是这块玉，我的宝物是‘不贪’；我若是收下你这块玉，你和我的宝物岂不都丧失了吗？还不如各人留着各自的宝物好啊！”

那人听后跪下磕头，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藏着这么贵重的宝物，实在不安全，献给您也是为了自家的平安啊！”子罕于是在本城找个地方让其住下，介绍加工买卖玉石的商行帮他把玉琢磨好，卖了个好价钱，然后让他带着钱回家做老板去了。

公仪休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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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仪休很喜欢吃鱼，当了鲁国的相国后，全国各地很多人送鱼给他，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了。他的学生劝他说：“先生，这么喜欢吃鱼，别人把鱼送上门来，为何又不要了呢？”

他回答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才不能随便收下别人所送的鱼。如果我经常收受别人送的鱼，就会背上徇私受贿之罪，说不定哪一天会免去我相国的职务，到那时，我这个喜欢吃鱼的人就不能常常有鱼吃了。现在我廉洁奉公，不接受别人的贿赂，鲁君就不会随随便便地免掉我相国的职务，只要不免掉我的职务，就常常有鱼吃了。”这真是懂得他人利益和自已利益关系的人啊！

刘宠

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青年时期，刘宠因“明经”被举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政绩有声。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升职入京，山阴县(会稽郡首县，今浙江绍兴)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百文钱赠他。刘宠不肯接受，只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以作纪念，后人便称他为“一钱太守”。清代监察御史杨维乔在诗中写道：“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特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无私无畏的杨震

提起东汉人杨震，不少人感到陌生，有些人只是对他的却金“四知”熟悉。这个史料，在反腐败的文章里是经常被引用的。

还是从这个史料入手，来认识杨震吧。杨震在出仕东莱太守期间，因公务途径昌邑。县令王密本是荆州的茂才，曾得到杨震的推荐。这天已夜里，王密谒见杨震时，从怀里取出金10斤相赠。杨震毅然拒绝，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还是推却不受，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见他如此廉正挚诚，只好羞愧地出门而去。

海瑞

一代清官——海瑞

海瑞（1514－1587），明代著名回族政治家。海南琼山（今海口）人，字汝贤，自号刚峰。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遭迫害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竣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后被排济，革职闲居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两年后病死于南京。

海端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广为流传。后经文人墨客加工整理，编成了著名的长篇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和《海公小红袍》，或编成戏剧《海瑞》、《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

好了，今天关于“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什么意思”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简除烦苛,禁察非法什么意思”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且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帮助。